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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着中国 　　我的家乡是日本长野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有很多的日本农民和生意人到中国的东北寻找工作，所以长野县的人民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二战”以后，长野县的日中交流活动也很活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我也很关心中国，所以上大学时，我选择了中文作为我的第二外语。 　　1987年，大三放春假的时候，我利用在日本打工挣的钱，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在北京大学自费进修中文。那时正值中国的二三月份，天气还很冷，我住在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宿舍――勺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四周的环境还不像现在这么现代，校外的道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有马车在行进，周围的绿化也不尽如人意，到处部是平房，有一点像中国北方的农村。近二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变化越来越大，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中关村，现在已经变成了今日中国的“硅谷”。 　　课余时间，我和一些留学生被邀清到中国的朋友家里做客，那时的中国家庭大多三代同堂，房子不大，也就四五十平方米左右。但是他们对我们这些陌生的客人非常热情，和我一起聊天，并教我包饺子。那时的我还不太会说中国话，但是听他们聊天和话家常，感觉很温馨、很亲切。就如同我在家乡日本长野县一样，虽然它不像东京那样的大城市，但是我们居民的邻里关系一直很好，就像中国人常说的“远亲不如近邻”。 　　那个年代，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比较少，两国之间的新闻报道也不频繁。而现在，中国年轻人中出现了“哈日”族，日本也出现了“汉语热”，这些部证明了两个国家的人民相互间越来越感兴趣了。 　　我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所以一毕业就选择到日本的日中友协去工作，我在协会一共工作了12年，从事协会《日本与中国》报纸的编辑工作。这期间，我大约访问中国近三十次，虽然每次都是短暂的停留，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2年，我去中国的黑龙江省黑河市访问，在当地的一个自由市场，我亲眼目堵了中国与俄罗斯民间贸易的兴旺和往来的密切。1993年，中国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刚刚开始，在参观湖北省宜昌的三峡工程工地时，我和上司为这一宏伟的工程惊??不已，因为这是世界级的宏大工程。更重要的是为解决三峡文化古迹、文物保护工作和三峡周边的居民迁移等诸多问题，中国政府做了不懈的努力。记得在当地访间时，我亲耳听到三峡的居民坚信自己的政府是可以实现承诺的。 　　长期与中国的交往加深了我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愿望。2000年9月，正好有一个机会，我再次来到中国，并且到了北京的《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 　　《人民中国》和日中友协的工作宗旨都是为了促进日中的友好和相互了解，所以我挺喜欢这个工作。工作之余，我仍然写一些介绍中国的文章在日中友协的报刊上发表，很受日本读者的欢迎。 　　《人民中国》杂志是中国外文局的一份日文期刊，我通过浏览外文局的网页，还意外地发现外文局有很多期刊网络版。现在，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或为了方便地取得信息，网络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不过在网页繁多的现在，吸引浏览者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能对外文局的网页进行整合的话，那就更好了。 　　我从小就喜欢体育运动。在日本，我从初中到大学，都是俱乐部的篮球运动员。到中国以后，我发现平时打篮球的女士不多，但我不愿意放弃任何运动的机会。2002年秋高气爽之际，我参加了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10公里)，比赛时，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经长安街、金融街、钓鱼台，最后到航天桥，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北京的巨变。 　　周末，我常常喜欢骑着自行车逛书店，比如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三联书店、还有北京大学附近的凤入松书店等等。根据书店的排行榜，看看中国人现在流行看什么书，我也买来看。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几米的漫画书，他的书在日本也很流行。 　　当然，在北京生活也偶遇一些小麻烦。比如，我刚到中国一个星期后，为了上班方便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刚到商场买了件东西，出来时就发现自行车不翼而飞了。间了一些北京的朋友才知道，丢自行车这种事在北京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事后我观察到，为了防止自行车的丢失，不少中国人把自行车和树或铁栅栏绑在一起；或是两个人去买东西，一个人在外面看车，一个人去购物；还有的中国人甚至把自行车搬到楼上自己的家中……达恐怕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中国人很聪明，也非常理解他们的做法。 　　在中国的生活让我发现，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和日本的年轻人的兴趣越来越相近，比如日本流行的漫画和动画片，在中国也会很快受到欢迎，而且很多中国的大学生通过看漫画和动画片来学习日语；几天前，日本刚刚播完的电视连续剧，中国人通过上网和下载马上就能看到；两国年轻人还都面临着要买房、买车、买电脑等等实际问题。在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等许多方面，国界和地域，特别是大城市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大家的看法和观念也会越来越接近，这就是全球化和同时代化的表现吧!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