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发展《新中华报》.doc

变迁中发展《新中华报》 　　【摘 要】本文描述了《新中华报》在发展过程中顺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逻辑，特别是适应党在民族危亡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由继承早期党报“鼓动”的实践特点，到逐步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基本点，帮助党和政府开展有效的社会动员，并探索出一系列与之相应的“宣传”策略，为建立“以宣传为本位”的“党报模式”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新中华报；鼓动；宣传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B 　　 　　《新中华报》是一份在中国共产党党报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报纸。诞生之初继承了党报早期全力“鼓动”的特点；在发展中顺应环境和形势的变化，摸索出一套着眼于“宣传”的办报方针和策略。而这与当时情境下党倡导、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需要，以及由此而来的策略调整形成的颇具特色的治理模式、动员机制相适应。为标志着党报成熟的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积累了宝贵经验。并从中折射出“中国革命”逻辑的变化轨迹。 　　 　　一、《新中华报》发展之初以“鼓动”为基本特点的新闻实践 　　 　　在近代中国寻求富强的现代化征程上，思想、观念起着先导作用。“现代中国革命史是以反对传统观念的形式开始，并且一直普遍地保持着这一特点的”。[1]蕴含革命潜力的近现代社会状况使“革命观念（和反对传统观念的思潮）成为历史动力”。[2]《新青年》通过表达新思想、新观念，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新青年”。[3]毛泽东曾说，“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4] 　　在民族危机、社会剧变的情形下，共产党逐步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以报纸为主要工具，将马列主义、阶级意识和新观念“灌输”注入人们头脑，进行“鼓动”。[7]在1921年1月至1923年2月的第一次罢工高潮中，党领导下的工人报刊发挥了鼓动、组织工人运动的作用。“五卅惨案”后，工人运动更为高涨，[11]报纸“鼓动”也到最高潮。大革命失败，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报刊直接“鼓动??工人运动已无可能。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它是党在自己治理的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大报，开始了党在农村的办报历程。这期间，《红色中华》的组织隶属关系游移不定，先是苏维埃政府机关报，随着1933年初党中央机关搬往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少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全总苏区中央局在49期《红色中华》的醒目位置刊登联署的特别通知：“我们认为健全我们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是极端必要的”，决定改《红色中华》为“党团政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15]归属于“三局一府”后，报纸减少了中央各部发布的法令、条例，更多地反映群众活动；由报社出面发出号召，直接“鼓动”群众开展“节约粮食、认购公债、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组织赤卫队和少先队、熬制硝盐、发展游击战争”等运动，“常采用在某一段时间、某几期或某一期里围绕着一个中心内容来集中报道的方法”，“常在报纸的醒目位置刊登一些木刻的大字标语口号和图画。”[16]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长征，1934年10月《红色中华》停刊。到达陕北后，党重建苏维埃中央政权，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管理陕甘宁区域，它在延续江西苏区的组织架构的同时有所精简，[19]《红色中华》继续出版。1935年华北局势紧张，随着民族危机加剧，党不断调整政策重心。由“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 [20]进行民族战争，调整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21]倡导建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2]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1937年2月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提出以“实现民主、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主的“五项要求”，并承诺“四项保证”。[24]这样基本实现了由侧重于“土地革命”到以“统一战线”为重点、苏区向“特区”、工农民主制度向民主共和制度的转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共识，以“民主、团结”为核心的“统一战线”成为党的方针政策的主导。 　　为了适应党的战略、策略的转变，促使统一战线的建立，《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25]1937年2月6日出版。由于陕北苏区还在巩固、稳定中，条件简陋，手写油印的《新中华报》稚嫩、粗糙，版面编排零乱。一版发布国内抗日消息，大量刊载“西安事变”的后续事宜；也有国统区、苏区及延安和周边县的新闻；二版涉及日本政局变化和西班牙内战等国际事务，也有苏区新闻；三版关注苏区政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