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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士人精神传统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品格，他们不屈不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甚至甘愿以身殉道。 　　 　　中国古代士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为社会的进步，文明的传播，科技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士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 　　 　　在商周时期，士的含义十分广泛，如指青年男子、武士等，在等级制度上，士是各级贵族的通称，更多的是指宗法分封制度下的一个等级，处于宗法贵族等级序列的最末一等。汉人贾谊说：“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许多士在诸侯公室中担任职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春秋以前的士，“大抵皆有职之人”。 　　在士担任的职事官中，可以看到后世文人的原始形态。当时，在王室中有一批掌管祭祀、礼仪、占卜、记事等活动的文职官员，称“作册”、“巫”、“卜”“祝”、“史”等。他们掌握文化知识，具有文人的特征。不过，与春秋战国活跃的士阶层相比，他们不是独立的知识群体，其知识还没有形成理论学说，没有达到以知识为资本与社会进行交换的程度。商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保证了士等级的稳定和不断扩充，严格的等级制度又使士纵然有知识和技能也无法充分施展，“士之子恒为士”，从这方面看，商周的士缺乏知识主体的自主性，其身份是不自由的。 　　春秋战国时期，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士摆脱了宗教等级的束缚，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一批非宗法性的士崛起，成为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非常活跃的阶层。 　　这时，士的身份已不再世袭，不再是贵族的一部分，那些通过刻苦读书，拥有一定才干的人，也可以成为士。如苏秦，家境贫寒，为改变生活状况，他决心努力学习，增长本领，读书累了，甚至“锥刺股”，终于学有所成，后来到各国游说，受到欢迎，曾担任六国国相。 　　由于士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他们所思所想多为针对天下如何统一、国家如何富强、社会如何治理等问题，所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成为士人的明显特征。 　　 　　许多士人是怀着对“道”的追求和憧憬而从政的 　　 　　古代士人具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即积极的入世精神。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论语?泰伯》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此言代表了广大士人的心愿和呼声。古代士人把参与国家政治视为自己的“天职”，把“治国平天下”当作崇高的理想追求。他们关心社会现实，“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少士人入仕后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清正廉洁，执法严明，成为贤相、清官，至今为人称颂。有的人虽遭贬谪，仍怀报国之志；许多人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从容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充分体现了士人中优秀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英勇献身精神。 　　战国时期，许多士人是怀着对“道”的追求和憧憬而从政的，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重于君主之位，应该用道对专制君权加以节制。他们在国君面前敢于据理力争，甚至指斥国君的不道行为。孟子周游列国，常常尖锐地批评国君，他站在维护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毫不留情地指斥了梁惠王“率兽而食人”，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不配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他的责备常常使得国君无言答对，“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的行为不仅显示了士人对政治的关心，还表明孟子具有可贵的社会良知。他以社会担当为己任，关注民生，反对战争，仗义直言，体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优秀品质。 　　 从贾谊上疏和叶伯巨之死看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来源于读书人对社会、民族、国家前途深切的关怀。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古代士人的忧患意识常常表现在对事物的发展具有预见性。往往在王朝和平稳定时期，他们见微知著，察觉到潜伏的危机和面临的困境，表现出“超前意识”或“危机感”。 　　比如汉文帝时，贾谊上疏，针对匈奴强大、诸侯势力膨胀等问题，认为，汉王朝像病足一样，“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虑亡聊”（《汉书?贾谊传》）。当时，社会处在平稳发展阶段，贾谊之“危机感”似乎是危言耸听，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对的。 　　明初，地方教官叶伯巨上书朝廷，认为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将来会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难免骨肉相残。果然，朱元璋死后，发生了争夺皇位的战争。但在当时，朱元璋却认为他的话有蓄意挑拨离间之嫌，不少大臣也认为他无中生有，叶伯巨被抓，死于狱中。 　　很多士人具有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对问题观察的敏感性，能比较清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