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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二次金改遗弊 　　如今蓝绿政党更替、又从海外回传阿扁巨额资金来路不明，才使得二次金改的三大问题，以及以政治权力介入金融改革获取暴利的犯罪事实，逐步水落石出。 　　 　　台湾“检察总长”陈聪明在8月19日发出具体指示给陈水扁家族洗钱案办案团队特侦组，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加入洗钱案的侦办工作。 　　陈聪明要求办案人员应清查扁家的海外资产，以及是否与扁任期内强力推动“二次金改”收受贿赂款有关。陈的指令，显示特侦组会全力开铡，侦办台湾金改有关弊案。 　　根据台湾有关报道，特侦组经数日密集侦查，高度怀疑吴淑珍所谓的“娘家嫁妆”等四种金钱来源的说明，不足以“拼凑”出6亿多元台币，甚至更多的“家产”。在清查资金流向时，更发现有巨款自海外不明账户直接汇入扁家指定的海外账户，汇款人疑与台湾银行有关，因此，将侦查重点锁定在“二次金改”所衍生的相关弊案案情。 　　扁家自从爆发海外洗钱案件后，扁任期内强力为银行财团合并护航、并且收受贿赂款的传言在岛内绵延不断，特侦组决定深入查明。而要理清台湾金融改革，则需要从第一次金改说起。 　　 　　台湾金融改革与第一次金改背景 　　 　　自1992年台湾开放新银行设立以来，银行机构大幅增加，部分信用合作社亦因改制或合并相继加入市场竞争。银行业者为能在激烈竞争环境中求生存，全力拓展版图，放宽授信标准，使得放款余额大幅增加，整体金融机构放款余额增加幅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幅度，带来银行不良授信资产的快速累积，进而影响金融产业健全经营与未来发展。当然，这些新设银行与放款业务，也与很多地方势力与政治酬庸有关。 　　1997年全球经济成长趋缓，资产泡沫破裂，借款户财产缩水、财务吃紧，影响了银行债权及资产质量，逾期放款比率逐年升高。台湾银行逾放比率(即本金3个月未偿、或者利息6个月未缴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率)从1995年的2.85％，一直上升到2001年的7.48％，2002年3月更高达8.04％。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目睹该等逾放比率未能改善或出现下降趋势，自无法给予台湾金融信用评级有效提升，相对影响了台湾企业或银行到国外借款的能力。 　　其间，台湾虽然挺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但受创亦重，各金融机构逾放比率快速攀升，被《经济学家》杂志批评为一群“僵尸银行”。鉴于此，台湾开始积极推动金融改革，是为台湾第一次金改。 　　第一次金融改革的目标，在于改善金融机构体质及重建金融体系，因此，首要任务是降低逾放比率，故除延续1999年所实行的将金融营业税由5％调降至2％作为业者打销呆账之用外，更运用剩下2％的金融营业税收入，成立“金融重建基金”，前后两次共计投入2500亿台币，并通过制定《金融重建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2001年)，以加速问题金融机构退出市场。 　　 　　2002年12月底，全体台湾银行平均逾放比率降为6.12％。自1999年至2001年，实际累计转销呆账金额达9744.2亿元台币，约为该期间政府降低营业税率及存款准备率所增盈余1200.5亿元台币之8.12倍。 　　此外，台湾亦分别通过若干重要金融法令，如2000年12月通过《金融机构合并法》，提供优惠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合并，以协助金融机构扩大规模，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并藉此鼓励业者以合并方式退出市场，迄今已有多家银行合并，及至少48家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2001年又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法》，允许金融业者跨业经营，以协助金融机构发挥范畴经济效益(scope of economy)，迄今已有14家金融控股公司成立；2002年通过《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期望能有效提升金融机构资产的流动性及使用效益。此外，也允许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以协助金融机构快速剥离坏账，加速了资金回收。 　　第一次金融改革，确实带来了金融机构逾放比下降的结果，但“台府”所费不菲，若加计原先3％的金融营业税调降，当局耗用近6000亿台币资金，故引起部分人士对当局以大众资金补贴私人金融机构的不满；此外，仍有多家问题金融机构并未退出市场，例如王又曾力霸集团所属的中华商银，而当局亦未趁此机会建立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至于基层金融机构的问题，虽在短期获得舒缓，但基层金融机构不具竞争力的本质并未解决。 　　陈水扁连任后，或许为了加大控制金融力度，或是方便以政养商，开始发动二次金改。由于开放金融业者的跨业经营及金融商品界线日益模糊，台湾当局亦于2004年合并了各金融监管机构，成立“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但在组织设计上仍采用部门性分工监管，亦即内部仍分为银行局、证期局及保险局，而非“功能性”的监管，因此，是否有能力监管已跨银行、证券及保险经营的业者，备受质疑；其次，目前该机构仍分别以银行法、证券法及保险法为适法基准，并未像英国已整合成一部《金融服务法》，不但使不同金融业者常面临不公平之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