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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现行文官制度对大陆公务员制度建设启示 　　台湾地区的文官制度，秉承了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精神，延续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官制度，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和西方现代文官考任制的结合。它既不同于西方英、美国家所通常采取的“文官制度”，也不同于大陆现在实行的“公务员制度”，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结合中、西官制的产物。其所包含的考试和铨叙制度，文官和党政官员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古代官吏制度和西方文官制度的一些特点，对行政部门提高效率、发挥职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经过了近百年的实践及台湾官方的数次“修宪”，当前台湾实施的文官制度早已偏离了孙中山先生最初确立的“立宪精神”，“考试院”和“监察院”被架空，出现了人事管理制度的“真空”。“行政中立”这一文官制度建设的目标至今尚未达成，甚至走了一段下坡路。在大陆公务员制度蓬勃发展的今天，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官制度，特别是台湾地区的文官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台湾地区现行文官制度的利弊分析 　　 　　（一）台湾地区现行文官制度的特点。 　　台湾地区的文官制度继承了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优点，吸收了现代西方国家文官制度的经验，起步较早，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点。经过摸索、修正、调整、充实和变革，较为完备，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特点。 　　1、实践了孙中山先生的“五权精神”。 　　孙中山先生认为，“三权分立”建政原则风行于世界，虽然这种制度有很多优点，但是，长期的实践也表明这一原则存在很多缺陷，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它在人才的选拔、考试中无法做到严密、公正，很多优秀人才即使参与考试也无法脱颖而出，可能因此而埋没，同时，国民也无法有效地去监督执政者，人民的权益可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要弥补共和政治的这些不足，就不仅要发扬三权分立原则的优点，还应该复活“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考试制和监察制。 　　在提倡“五权宪法”的过程中，孙中山先生虽然多次强调“考试权”和“监察权”是我国所独有的两项制度，不同于西方。但是值得注???的是，在实际的论述过程中，他并没有完全拘泥于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和监察制，而是更多地从现代民主政治中权力制约的角度去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如他在谈及考试制度时，较多考虑的是选拔官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而不是科举制度的形式和内容；在谈及监察制时，更多强调的是对官员的监督和批评，而不是御史大夫对皇帝的忠诚，等等。这种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既借鉴又超越的态度，在根本上决定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政治理论，而不是政治上的复古。 　　2、以“考试院”为最高人事主管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考试权独立是台湾当局“五权宪政”制度的一大特色，依现行“考试院”职权内涵主体主要有三个：考试、铨叙（含公务人员协会）和保障训练。其基本精神是依据孙中山先生的精神而制订，与西方各国的总统制或内阁制三权分立体系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自施行以来，制度层面变化甚少，但在机关权限与组织功能上有所扩充（例如1996年成立“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 　　尽管长期以来，在台湾学界始终围绕“考试院”的权限问题论争不断，焦点也往往集中在“考试权”是否独立于“行政权”等等敏感问题，但是“考试院”依然依据“宪法”规定，独立行使职权，选拔人才，规划制订人事法规，保障公务人员权益。 　　3、兼容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优点的职务分类制度。 　　公务员分类，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品位分类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职位分类。品位分类按人择事，便于公务人员的职务流动。官阶的存在，有利于公务员的稳定，即便职务变动也不影响地位和薪俸，在管理上简便易行。职位分类制度按职择人，重视不同职位所要求的专门知识、技能，强调专才专用和权责分明，要求管理的科学性和效率。这两种分类方式各有侧重又各有短长。 　　台湾地区从上个世纪70年代便开始探索一种融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为一体的分类制度。它应当兼容两制的优点而最大限度剔除其缺陷。这种新的分类制度于1987年正式推行，它较好地将“事”和“人”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兼有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的优点，并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两制的缺点，实为台湾地区文官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 　　4、以品德操行作为考察文官的重要指标，实行人文管理。 　　在台湾地区的文官管理制度中，品德考核和生活考核是管理、考绩中的重要一项内容。“分类职务人员考绩法”规定，年终考绩以平时考核为基础。平时考核不仅“应设置工作、勤惰及品德生活记录”，而且要求“勤惰及品德生活考核，应分订细目和标准，并送铨叙机关备查。”可见人文管理在台湾文官管理制度中的地位。 　　“公务人员考绩法”要求：“公务人员考绩，就其工作操行学识才能考核之。”1986年修订公布的“公务人员考绩法”规定：公务人员年终考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