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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治转型过程和特点 　　1949年以来,台湾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它经历了由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多党民主制成为岛内政治的常态。在“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中,台湾未能置身事外,而是经历了这一政治转型过程。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自身也表现出特殊性和非典型性。“本土化”与“民主化”相伴而生,两者的相互关系与发展互动深刻影响了整个台湾社会政治生态。这是观察台湾政治转型和发展演变的重要角度,理应为我们所关注。 　　 　　一、台湾政治转型的原因与条件 　　 　　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之后,颁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令,通过实施党禁等措施强化其威权统治。台湾人民被剥夺了许多基本的权利,白色恐怖使其统治没有任何民主可言。同时,由于台湾特殊的历史条件(如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和国民党自身进行统治的策略考虑,台籍人士并没有获得和其人口比例相当的政治地位。随国民党来台的大陆籍人士处于政治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台籍人士参政基本活跃于在下层政治领域,这实际形成一种“二元政治结构”。 　　二元政治结构是国民党当局根据岛内外的环境,建立起来的平衡各方面利益,实现有效统治的政治结构。虽然这一结构是由相关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关系来加以决定的,但其建立后这种对比关系又具有很大的反作用。它既可以补充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也可以成为反对派的支持力量。本文通过这一体制由稳定到瓦解的变化情况,来说明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进程。 　　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宣称其代表全中国的“法统”。但仅从台湾岛内来看,不同省籍民众在政治、经济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差距和不尽平等之处。在一部分台湾民众(尤其是台籍)看来,台湾是由“外省精英”集团来实施统治的。上世纪70年代后,这种“本省人出头天”的心态在岛内民众当中就愈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可以说,“非民主” 和“二元政治结构”是台湾政治转型前的基本特征。 　　上世纪60年代末,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民主意识得到了很大提高。70-80年代,中产阶级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出现在岛内,这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学者认为,台湾民主化进程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的必然产物。如白鲁恂(Lucian Pye)提出:台湾是经济发展将导致民主化导向与促进多元主义的崛起,并因而削弱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之威权统治基础的最佳实证。 　　对这一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赞同。社会经济结果的变化与民主化相关,但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某种决定关系。对台湾来讲,如果不考虑省籍和族群因素,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台湾的“本土化―民主化”过程。如有台湾学者根据实证调查分析得出:中产阶级相对于其他阶级,具有较高的民主信念;中产阶级因省籍分为两部分,台籍较支持反对势力,大陆籍则支持国民党。这两者从不同角度成为民主化的推动力量。也就是说,省籍因素及由此带来的“本土化”问题是推动台湾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 　　笔者认为,台湾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具有巨大的相关性,但并不具有决定作用。我们可以从1970年到1993年台湾的政治转型中各种政治势力的互动过程来进行具体分析,并与上述观点相结合来探讨民主化与本土化两者关系和实现民主化的最终答案。 　　 　　二、台湾民主化过程的分析思路与历史分期 　　 　　为了便于对台湾政治转型过程进行分析,笔者按照台湾当局领导人及其政策特点的阶段性特征作出如下分期:蒋经国统治前期(1972-1980年);蒋经国统治后期(1981-1988年);李登辉统治前期(1988-1993)。这三个阶段大致涵盖整个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时期。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蒋经国和李登辉统治台湾时期岛内政治结构的变化情况。我们也可以将这三个阶段表述为:硬威权向软威权转化期、软威权体制时期,威权向民主体制过渡时期。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根据政府和反对派对于民主的态度,将政府内部分为民主改革派、自由改革派和保守派,反对派分为极端激进派和温和民主派。他认为这些团体力量的大小将决定民主化进程的性质,而且常常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有所改变。 　　实际上,政治转型的过程是政府内部、反对派内部、政府与反对派的互动/博弈过程。对于台湾民主化过程而言,如果趋向民主化的力量在政府(国民党当局)和反对派(“党外”和民进党)中处于优势的地位,那么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就会十分顺利。 　　亨廷顿认为:由于改革派与温和派在力量上存在的差异实际上决定了民主化过程发生的方式。他归纳为三种方式(1)变革(2)置换(3)移转。亨廷顿认为台湾的民主化属于“变革”的过程。蒋经国统治时期确实属于“变革”方式。但如果分析李登辉掌权的过程及后来岛内政局发展,李登辉统治时期更接近于“移转”的方式。也就是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