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久镛国际法院首位中国籍院长.doc

史久镛国际法院首位中国籍院长 　　海牙，荷兰文为Hague，地处荷兰西南部的北海岸边，享有“欧洲最大、最美丽的村庄”之美誉。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六大机构之一，是惟一不设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机构，它坐落在海牙市郊的和平宫。那是一座庄重、威严、美轮美奂的欧洲宫殿式建筑，而法官们的办公室在主建筑的后侧，绿荫掩映的精致小楼里。步入二楼，明媚的阳光洒满房间，里面摆放着鲜花和绿叶植物，墙上挂着多幅中国书法和绘画作品。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就是来自东方的国际法院法官――史久镛。 　　 　　在美国学国际法时曾“打洋工” 　　 　　2003年2月6日，史久镛接替法国人吉尔伯特?纪尧姆，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这意味着国际法院自1946年成立以来，有了首位中国籍院长。 　　当日，一份发自荷兰海牙的新华社电文传向世界各地。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唐家璇即向其发了贺电：“您的当选，是国际社会对您卓越学识和公正品格的肯定。这是您个人的荣誉，是中国法学界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荣誉。祝您在担任院长期间，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926年10月9日，史久镛生于浙江宁波，三四岁时随父母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史家共有6个孩子，史父是一个经营染料业的商人，富裕的家境使他的孩子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史久镛在小学结束了最初的正规教育后，进入在上海滩久负盛名的雷士德中学。这所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坐落在英租界，教师全部用英语上课，史久镛那一口纯熟的英语就是在那里打下的基础。 　　据史氏家谱，史久镛是溧阳侯58世孙。史久镛的父亲肯定没有想到日后有出息的儿子史久镛与史美伦、史树青并称为史氏宗族的“史氏三杰”。 　　虽然敌伪“孤岛”时期的上海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下呻吟挣扎，但相对而言，外国租界尚残留几分“祥和”气氛。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迅速和英国人交上了火，英租界也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天下。当时，史久镛一家住在虹口英租界，上学要经过岗哨林立的外白渡桥。他无可奈何地向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鞠躬行礼。这使得少年史久镛有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屈辱感。每每过外白渡桥，对史久镛来说都是一种深深的刺激。亡国奴的生活常常令史久镛久久无法平静下来。一旦日本人实行戒严，史久镛经常要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到家里。当乘着夜色疲惫不堪地跨进家门时，当面对倚门张望已久、神色焦虑不安的父母关切的目光时，史久镛的心里总是升腾起无限的惆怅。爱国主义的幼芽、抗日进步思想的苗子，渐渐在史久镛年轻的心中萌生、滋长…… 　　1944年，史久镛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研修“政治学与公共法律”专业。圣约翰大学是著名的教会大学，在近代有“东南六大学元首”之称，其办学模式完全照搬美国高校。该校注重英文教学，除国文课外，其他学科全部使用英文教学。学生毕业后都被授予美国学位。“近代中国四大外交家”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王正延以及刘鸿生、荣毅仁等商界名人都毕业于该校。 　　史久镛说，这是因为他记住了战争对生命的摧残，他痛恨战争，渴望和平，希望运用国际法伸张正义。“那时我对国际法课程兴趣十足，学着学着理想就来了。如果世界各国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能够遵守国际法，贯彻国际法，国际和平有了保证，强欺弱、大欺小的情况也就不会再发生。”年轻的他希望用法律知识为人类服务，以法律促进国与国间和平解决争端，避免战争。 　　1945年2月25日，由美、英、中、苏、法5国发起，并邀请《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各签字国参加的“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旧金山隆重举行。50个国家的280多名代表和1700多名顾问、专家及记者聚集一堂。中国代表团由10人组成，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会议以敦巴顿橡胶园会议的建议为基础，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起草了《联合国宪章》。6月25日，代表们在旧金山歌剧院一致通过了这个宪章。26日，制宪会议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礼堂进行最后一项，也是此次大会最庄重的议程――与会代表在宪章上签字。按照大会商定的程序，中国代表团第一个签字。正午时分，董必武用毛笔在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各国代表都签署了这个宪章，其后波兰也在宪章上补签。签署宪章的51个国家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10月24日，美、英、中、苏、法等多数签字国送交了批准书，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 　　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和《联合国宪章》的公布，对史久镛选择人生道路影响较大。史久镛回忆说：“根据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它为各国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联合国宪章发表后，我搞国际法的决心就下定了。” 　　史久镛决心从事国际法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