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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书籍鉴定与查阅 　　史志类书籍是档案馆藏书的主要门类，事实上也是档案馆藏书中唯―对外借阅的书种。但基层档案馆却很少将此类书纳入重点保护对象，多视同于普通书籍管理。其实对档案人来说，史志类书籍有着特殊的利用价值，因而在保管上要高看一眼，在利用上应对原件加以保护，可以搞出几套复制件对外借阅。 　　笔者最近参与编写一部地方史，在查阅史志资料过程中，对于此类书的认识加深了很多，兹将一些切身体会交流给大家。 　　“史”和“志”实际是两种体裁。“史”指的是历史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志”指的是记述的方式；“史”是作者对过去曾发生过的事件的陈述，允许有作者站在个人观点去评价，甚至做一些合理的推理，“志”则只是编者根据掌握的真实档案材料，对历史所发生过的事件做出客观的记录，不允许添加个人观点和意见。 　　史志类书籍都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典籍，但日常人们常将“史”和“志”混为一谈。如去年有媒体报道的《定安首部史志性书籍(风雅翰林)出版》、《大型史志书籍(世界潮商丛书)出版》等，叫法都不严密，客观说明大众读者对此了解不多。 　　基层档案馆最需要珍视的是地方史志类书籍，因为地方史志是国家史志的基础，地方史志类书籍不仅具有和国家级史志类书籍同等的查阅功能，还具有保存地方文献的重要意义，应该是重点抢救对象。 　　有关地方史志，实际上我们能够见到的往往只是“志”，很少有“史”。因为历史上编“史”往往是个人行为，编“志”才是政府行为。宋、元以前官府编纂的主要是国家志，很少地方志。明朝洪武年间以后，地方志越来越受到重视，大体每隔三五十年就要由地方官员领衔，修订一次，因而同一个地方志书，往往有多种版本。我们在收集和接收工作中遇到时，首要工作就是鉴定版本。 　　志书版本的鉴定如同上期介绍的古籍鉴定一样，从版权页和序言综合判定。但现实中，有些档案人即使根据序言判定，也有时会搞错。如2004年笔者初来平谷档案馆时，查问《平谷县志》馆藏最早版本，负责接待的业务副馆长介绍说，最早为康熙六年本。取出来一看，卷宗皮标写的的确是康熙六年版本??但看了版权页才得知，实际是乾隆四十二年本，可见建馆以来―赢把这部“志”当康熙版本看待的。不难推想，工作人员在鉴定时，所看的是第一篇序言，而不是最后一篇。这部县志第一篇序言为康熙六年，第二篇为雍正六年序，最后序言为乾隆四十二年，以下就是目录和内容。工作人员的误断，使这部县志出版年代向前推了97年。 　　县志、州志大多始自于明初，以后每隔数十年修订一次，因而序言往往在三五篇以上，甚至有的多达八九篇者。对于序言的叫法，各地也有所不同。以笔者周边的蓟县和三河县志为例。蓟县古为蓟州，加之有风景名胜盘山在域内，清代皇帝经常过往或驻足，文人雅士来去颇为频繁，该县对于编志很早就重视，故《蓟县志》的修订次数较多，而且每次修订都有序言，仅《重修蓟县县志序》就有民国三十三年和民国三十二年两种，此外还有康熙四十三年《原志旧序》等。三河县地处北京、天津、河北交界，建置较早，故历次编修《三河县志》也十分重视，每次修订都有序，除常规《三河县志序》外，还有《三河县志稿原叙》、《三河志稿原序》以及《旧志后序》等，如果不认真阅读，很难理清头绪。但无论怎样复杂，就认定最后一篇为参考出版年代即可(不一定是实际出版年代，有时因资金不到位等因素，也有编好后推迟出版问题)。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民国以后的志书有些序尾不注明民国年份，也不注公历，而是注天干地支相配的年份，如甲子秋、癸亥荷月等，需要认真核对，换算成公历纪元。 　　还有相当一部分古籍也具有“志”的性质。如《梦溪笔谈》和《齐民要术》，将工农业生产技术做了详细介绍，《明季北略》把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发起到消亡的过程做了考察和记录，《池北偶谈》对清朝官府制度、礼仪等以典故笔法进行追记，《得一录》对典章制度、地方乡约、民事处理等很多方面不仅有实例介绍，而且还有某乡约、习俗的来由考证，史料价值非常高。这些书既不是史书，也不是志书，而是属于“笔记类”。笔记类书籍往往能为编史修志做重要补充或佐证，因而我们可以把这类书列为编史修志的重要参考弗。 　　在查阅志书时，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古人编史修志多在文字上下工夫，缺乏调查研究，以至于荒诞不经的神鬼之说代代沿传。还有一种情况，记述失真严重，不是过于虚词夸大，就是记述简略甚至失于记载，如对本地方历史上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往往存有这种情况。如果不认真核对，还要继续以讹传讹。古人对于灾难性事件或因避讳、或因调查不周密、或因本人认识水平问题取舍失当，记述不准或疏漏情况在所难免，一定要留心审看。以康熙十八年(1679年)京东大地震为例。这次地震震中为平谷、三河，震级后来推理鉴定为八级。但这样大的地震，在雍正六年《平谷县志》和乾隆四十二年《平谷县志》上的灾异篇中只字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