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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树青鉴定国宝“国宝” 　　史树青，出生于1922年8月16日，河北乐亭人。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并考取同校文科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现任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导师，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史树青的主要著作有《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天安门》、《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楼兰文书残纸》、《小莽苍苍斋清代学者法书选》、《书画鉴真》、《鉴古一得》等。 　　史树青与启功、徐邦达、杨仁恺一起被称为中国四大鉴定专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过目即知真伪，被誉为鉴定国宝的“国宝”。启功虽是他的老师，却始终以兄弟相称，因为他们都是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高足。 　　 　　我们很多鉴定文物的专家都是凭“眼学”来看的 　　 　　史树青在国家博物馆干了一辈子文物鉴定工作，经他之手鉴定的文物珍品有上百万件之多。退休之后，虽然停下了文物鉴定的工作，但他一点儿也闲不住。他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去古玩市场淘一些小玩意。眼力非凡的史树青往往能花很少的钱买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文物，他称这为“捡漏”。至今，史树青的家中还有不少从地摊上捡来的东西。 　　有一天，记者跟随史树青到北京西郊新开的一家古玩市场。这家市场的名字虽是他题的，可他也是第一次来这里。一进市场，史树青就对摆在道路两边的小地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个摊儿接一个摊儿地仔细逛了起来，但粗粗地转了一圈后没能买到一样东西，摊主们大都久闻他的大名，一看他问价，开价都非常高。 　　史树青逛得不够尽兴，他决定再去另一家古玩市场，这里的小摊贩显然和他是老主顾，非常娴熟地招呼他在自家的摊前坐下。在这里，他终于捡到了几件非常便宜的宝贝。 　　 　　记者：咱们现在这个东西很便宜，基本上都是50块钱一个，最贵的这个200块钱。 　　史树青：这个葫芦瓶太好了，这么完整，没伤，我看它是乾隆年间的，虽然是民窑。这个葫芦瓶身上拴着的带子做得好，太生动了。这个东西200块钱卖，便宜，太便宜了。 　　记者：这个在过去做什么用的? 　　史树青：这是一个吉祥物，陈设在客厅里。这是一个好东西，从瓶口插掸子也很好。 　　 　　记者：别的东西呢? 　　史树青：这是一个砚台，这个砚台铜盒，实心子，盒面是张学良做的诗，它是当年张学良送给部下的。张学良好送纪念品，我的一个老师叫于景龙，他就研究古代青铜器，张学良有时候找到青铜器之后还给他送过去。 　　记者：这些东西放在地摊上，我们也许看不出跟别的东西有什么区别，但是您一看就能看出一些不同来。这就是所谓“眼学”吧。 　　史树青：对，这是“眼学”，我们很多鉴定文物的专家都是凭“眼学”来看的。比如说这块东西，这两个小人是少数民族，后镶的玉，内容是两个人夺这个玉，古代人以玉为宝啊。这可能是汉朝的东西，汉朝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这个时期有很多少数民族。买文物有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买少数民族的文物，有少数民族内容的加价二成，100元钱的给120元，这是尊重少数民族。另外，对妇女作品，好东西也加价二成，尊重女权，尊重女同志。 　　记者：这是您的标准还是市场标准? 　　史树青：市场没这个标准。 　　 　　这是好东西，馆长不要的话，我自己要都可以，我将来捐 　　 　　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是全国最大的历史博物馆，这里也是史树青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至今，馆里有重要的鉴定活动还会请已经退休的他出马。1947年，从辅仁大学完成学业的史树青来到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鉴定生涯。仅仅几年后，一件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珍品――元代成吉思汗画像，就经史树青之手走进了博物馆。 　　史树青：新中国成立初期，我有个小学女同学叫崔月荣，她公公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曾出任中央政府派往蒙古的宣慰使，她来找我，说她家要处理一些旧书画，让我去看看。我去看了，书都是一般的书，但这幅画像我觉得不错，这幅画是当时蒙古王送给她公公的礼物，我就给了她三五块钱，买了下来。当时我也不敢肯定这是元朝的东西，或者是蒙古时期的东西，只是觉得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 　　成吉思汗画像过去仅见一幅，为明朝人仿制的，而史树青发现的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如果是成吉思汗生前所画则将更具历史价值。 　　史树青：我认为这是旧画，我也没敢说这是元朝的东西，或者是蒙古时期的东西，后来张珩、谢稚柳、启功先生都鉴定这是元朝画，很有意思。 　　 　　记者：那您后来有没有考证过，是成吉思汗在世时画的吗? 　　史树青：是成吉思汗死后画的。这些画像基本都是影像，放在影堂里，上供用的，过年过节上供，祭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