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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文书“新闻化”要领 　　报业竞争日益激烈，新闻题材的分类、记者的分工越来越细。法治新闻记者、法治新闻版面，就是分工细化的表现。分工越细，要求记者的专业素质越高。 　　近些年来，法治新闻记者的证据意识越来越强。但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照抄”司法文书，仍不时出现事实差漏，甚至引起纠纷、官司。 　　本文试图通过若干事例，说明司法文书“新闻化”过程中，记者必须注意的“抄写”要求。 　　 　　一、准确与模糊 　　 　　这里的“准确”，是指新闻表述尊重司法文书，保持客观、公正、冷静的态度。“模糊”是指在便于受众阅读的基础上，对司法文书作必要的概括。 　　司法文书“新闻化”过程中，对材料的转引、转述，必须做到准确，特别是人名、地名、单位名、数据等“敏感”新闻要素，一旦出现差错，极可能引起纠纷。 　　湖北一家报纸在一件司法文书“新闻化”过程中，因为作者的粗心大意，将文中原告与被告弄反，最后导致两方均找报社投诉。 　　司法文书“新闻化”，第一要务便是细心。“抄写”马虎，会留下诸多隐患。因此，我认为，准确是新闻化的基本功。 　　尽管我们强调司法文书新闻化的准确，但并不否认必要的模糊。这是媒体必需具备的政治素质，是保护受害人或当事人隐私的需要。 　　2004年，襄阳市原常务副市长赵某，因贪污受贿在荆州受审。某报记者依据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新闻化”成一组稿件。在行文时，记者列举了数名行贿人员名单。凑巧的是，行贿者中有一人当时正在襄阳任职。此组报道虽没有事实上的差错，但因为点出了行贿者的具体姓名，引起当事人及组织人事部门的不满。 　　原荆州市副市长程雪良交通肇事一案，为程作伪证的有公安县委的几名干部。楚天都市报在2007年年初报道此事时，就吸取了上述教训―― 　　虽有交警部门的讯问材料在手，但报道并未点出伪证者的真实姓名。事后，当地一名干部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对报道记者和楚天都市报表示感谢。 　　司法文书“新闻化”，有时需要转引若干数据。这些数据是司法部门调查的结果，通常用阿拉伯数字表述，有时多至亿元、千万元??细至元、角、分。如果照搬这些冗长的数据，无疑给读者阅读带来不便。因此，数据的“新闻化”，必须在准确的基础上加以“模糊”。比如，某某贪污受贿3248251.56元，读者在阅读这一数据时，往往要摁着指头数来数去，新闻化则可将之表述为“324万余元”。 　　司法数据的准确与模糊统一，我认为必须遵从两个原则：一要表述正确。常见的现象是：“余万元”与“万余元”不分。“余万元”是以“万元”为基数，后面省略了数万元；而“万余元”则仅省略了万元以下的数字。二要宁少勿多，宁“四舍”不“五入”。上述数据中，如果写成“325万元”，就属夸大数据，很可能引起当事人及其家属不满。如果是“324万余元”或者“近325万元”，就做到了准确与模糊的统一。 　　 　　二、“时效”与核实 　　 　　一起民事案件从立案到一审、二审，一起刑事案件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到法院一审、二审、甚至再审，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都可能发生变化。如在刑事案件中，一名嫌犯被立案侦查，但可能因证据不足或者是无辜的，不会被提起公诉；即便被提起公诉，可能会被判决无罪；一审被判决有罪，二审可能会改判无罪。 　　案件的各个程序，均可能存在变数。荆州某商场改制中，商场3名负责人贪污，被法院一审判决有罪，但荆州中级法院以证据不足宣判3人无罪。宣判无罪后，湖北某报以法院一审材料写成新闻稿件，最终导致3人起诉报社。 　　这就要求：记者拿到司法文书时，应尽可能核实求证，了解案件的必威体育精装版进展。照搬一起“过期”的司法文书，可能引起很大纠纷。 　　2004年，某报报道了如下一则法治新闻：武汉人韩某因不满单位内部机制改革，寄匿名信给中核集团及多家核电站，说有人要搞破坏。当年3月14日，韩某被警方盘问，15日被释放。某报3月20日刊登此事，报道当事人被刑拘，但就在见报当天，当事人被排除违法犯罪嫌疑。 　　上述事例说明：记者发稿前，一定要了解案件的必威体育精装版进展，特别是那些因版面原因而积压的稿件，核实必威体育精装版进展尤为重要。 　　另外，对一些极有可能“翻盘”的案件，如贪污受贿案、名誉侵权案，记者应交待是否上诉等必威体育精装版进展。这是新闻客观的需要，也是对当事人公平的需要。 　　我国法院现行的审判体制，实行的是二审终审制。上诉可通过两个渠道：可通过一当事人如果直接上诉至上级法院，没必要通知一审法院；如果只求证一审法院，就可能留下隐患。 　　荆州某医院财务科长因受贿被判刑，某报记者在判决书“新闻化”时，没有核实并交待是否上诉。见报当日，当事人就提出疑议，理由是事实并非如此，他已经上诉了。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很多记者在导语里交待的时间，往往有“昨日判决”的写法。我认为，这种表述不能千篇一律，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