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是“皇上”,喝是“照脸汤”.docVIP

吃是“皇上”,喝是“照脸汤” 　　扒开尘封的记忆，“公共食堂万岁”的大幅标语飘飘渺渺不断闪现，那时，我才七八岁，但那孩提时期刻骨铭心的特殊经历，却在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终生难以愈合的印记。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地“共产风”盛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招展，发火箭，放卫星，一夜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全国遍地办起了“公共食堂”，“大锅饭”诞生了。 　　那时乡、镇不叫乡、镇，叫“人民公社”，村也不叫村，而叫带有部队建制特色的“生产大队”，一个生产大队又分若干生产小队，村民叫“社员”。我的家乡，临汾市郊区的土门公社柴里大队共分三个生产小队，每个生产小队办一所公共食堂，全大队共办了三个公共食堂。我家是三队，食堂扎在南院圪垌左来生院子里。全村谁家也不许生火做饭，男女老少都要到公共食堂去吃饭。 　　公共食堂??支着像大门的门板一样宽阔厚实的大案板，两大摞一人多高直径一米多的大笼箅，炉台上安放着两口一锅可煮三只囫囵羊的大铁锅，大铁锅前面安着两口小一点的铁锅，这是从充分利用火力的角度考虑的。西角房也有一溜炉台，安放了两口稍小一点的铁锅，作为炒菜的小厨。 　　食堂的司务长是东羊村一名能写会算的“秀才”，而柴里村的“秀才”则抽到东羊村去当司务长，据说这一职务是肥缺，邻村交叉任职是为了防止走后门和多吃多占，算是当时生产队防止职务犯罪的廉政措施。 　　食堂的伙食基本上固定不变，每天早饭是米汤、馍、小菜，午饭是馍、熬菜，因面食较复杂，就很少做，晚饭是熬菜、馍，或者作点小调整换成米汤、馍。 　　米汤稀汤寡水，社员在背地里悄悄叫“照脸汤”。菜是白萝卜、胡萝卜、白菜、西葫芦、南瓜老五样，做法不是干炒就是水熬，干炒也很少见油腥。 　　馍，通常是黄黄的窝窝头，社员们背地里叫“皇上”，谁也不敢明着开这样的玩笑，弄不好会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游街的，那可不是开玩笑。 　　窝窝头并不全是玉米面蒸的，还有用“淀粉”蒸的“淀粉馍”。“淀粉馍”是什么？怎么制作，这恐怕是公共食堂的专利食品，我只知道不如玉米面窝头好吃，涩得很，难以下咽。当时只看到马房院里放着几个盛着黄色水的大石槽，还有水池子，成堆的生石灰和玉茭子皮。依稀记得大人讲：把玉茭子皮放在石灰水里泡上几天，然后用手揉搓，再拿粗布袋子过滤，滤出的黄稠汤挤压成豆腐渣似的东西，这就叫“淀粉”，拿“淀粉”蒸成的窝窝头就叫“淀粉馍”。 　　收工后，社员们拿着碗筷从四面八方涌向食堂，不多一会儿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二门外的圪垌里。生产队长两手插腰站在圪台上大声喝斥着，维持着秩序，如果有人拥挤或插队便会招致谩骂：“饿死鬼转的！咋那么不要脸!”“和猪一样，提起吃就没命了!”诸如此类粗野的骂声随时可闻。 　　每当开饭时，我母亲提着装有碗筷的柳条篮子站在队伍里，我和哥哥提着准备盛汤的锡罐站在母亲身后。生产队长很凶地高喊：“没出工的往后走!谁种下粮食供你吃哩!”母亲便低了头，眼里噙着泪水退出队伍，站在旁边。我和哥哥站在母亲身后，扯着母亲的衣角。因为父亲有病，不能正常出工，尽管母亲每天出工，但毕竟是妇女，只能算是半劳力。有时开饭时队长高喊：“没出工的往前站，先让没干活的吃!”这明显是反话，母亲仍然得从队伍中退出，像做错了什么事，眼里的泪水直打转儿。 　　公共食堂里吃饭的场面是很热闹的。领上饭的社员一家老小围成一圈或圪蹴，或席地而坐，光棍汉们干脆一手拿筷子一手端碗、捏馍靠着墙站着，吃得很有味道。四合院里一圈圪台是用饭的好地方，台阶就起了餐桌的作用，但这样的好地方只有站队在前面早早领上饭的人家可以占到，排在后面的就只有在院子里蹲着，低头蹶屁股吃饭。圪台上、院子里一堆一堆的人边吃饭边聊闲话、开玩笑，家庭的界限被淡化。小孩子端着小木碗，边吃边跑，这家看看，那家看看，碰到亲近的本家，脸上抹不下来的，还偶尔给跑到身边的孩子夹点菜，也便有了大家庭的温馨。 　　食堂饭菜定量太少，每口人一个二两重的窝窝头，一勺菜，下地劳动的大人们根本吃不饱，还要匀给自家小孩吃。父亲总是蹲在一家人围成的圆圈里，不停地抽着旱烟，旱烟锅里发出丝丝的响声，母亲催上几次了，父亲总是说：“我先抽袋烟，尽着娃娃们吃。” 　　饥饿是那个年代里挥之不去的阴影。有一天午饭刚开完，一个外乡中年男人有气无力地走进食堂，用手捞着圪台下泔水桶里的南瓜瓤子吃。我问母亲：“那能吃吗？”母亲说：“饿了啥也能吃。” 　　公共食堂有时也改善伙食。有一天午饭改善伙食，吃白馍。人们不知有多长时间没见过白馍了，一人一个白馍，那真是特大喜讯。左登高爷爷手里高举着刚领到的一个白馍，站在院子中间激动地高喊：“白蒸馍！白蒸馍！”我看到这位“富农分子”的眼里竟然满含了热泪，仿佛他手里举着的并不是一个白馍，而是一个金元宝。回顾四周，竟有几位年长者眼里都有泪光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