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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控制人口是我国必然选择 　　 　　邬沧萍 第六届全国政协not;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not;常委，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中国人口学、老年学学科开拓者 　　谢 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 　　 　　中国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把生育率由原not;来平均生6个孩子降到略低于两个，令世界惊叹。计划生育使中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这有利于资源环境紧张状况的缓解，为中国经not;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期，功不可没。当我们回顾新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深入研究中国国情，就会发现，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合理控制人口仍是我国的必然选择，这是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得出的深刻认识。 　　 　　我国丧失了人口控制的最佳时机 　　 　　1954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已逾6亿，这大大超过“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固有观点。人口问题一下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当时相对民主的氛围中，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派以马寅初《新人口论》为代表，认为应当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另一派以王亚南的《再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为代表，包括一批深受苏联理论观点影响的学者，坚持认为中国无须控制人口增长。在不同思想的讨论与争鸣中，要求控制人口的声音渐渐占了上风。 　　那时候，中央高层领导包括毛泽东在内，有倡导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批示和讲话。中共中央也发出了一些节制生育的文件，如195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提出过计划生育。 　　如果我国在城乡普遍开展计划生育早10年或更多，中国人口控制的局面会更有利，代价会更小。但中国人口控制的实践如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样历尽曲折。1957年“反右扩大化”，人口问题的讨论被政治化，陈达、吴景超、李景汉等一批知名人口学家相继被打为右派。1958年“大跃进”更是让“人手论”大行其道，主观唯心论和浮夸风四处蔓延，人口控制的声音戛然而止。 　　然而，科学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漠视人口规律必将受到规律的惩罚。中国人口此后迅速进入了第二个增长高峰期，1962～1973年平均每年新增人口2000多万，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已达10亿。建国30年，中国的人口规模便#8226;not;了一番！此时连最坚定的“人手论”捍卫者都不得不承认必须控制人口了。而中国人口控制的最佳时机却已经not;失去，这就意味着几代人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当时很多人对人口规律并不了解，没有认识到人口控制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一般来说，人口增长具有积累性、周期性和惯性的特征。人口增长在起始阶段都是微量增加，并不引人注意，但持续微量的增加，积累到一定时期会愈积愈大，当增量人口达到育龄期后，必然要生育第二代、第三代，形成一个接一个人口高峰，高峰一旦出现，要经not;过两三代人才能逐步缓解。第一代增量出现时，就要考虑对第二、第三代增量的影响，这是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不同之处，必须瞻前顾后。没有抓住50年代后期控制人口的最佳时机，意味着我们在20年后必须面对第一次人口高峰和第二次人口高峰叠加的巨大压力。 　　无疑，上世纪50年代末的左倾错误酿成了中国的人口悲剧。中国不得不在80年代采取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一政策带来的巨大副作用，至今中国社会还在承受着。经not;济技术的政策失误带来的损害，调整政策后5年、10年或许就能弥补，而人口政策的失误却需要两三代人付出代价。人口问题的政策失误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政策失误之一。 　　 　　改革之初中央的果断决策是十分明智的 　　 　　中国环境容量的大小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从社会frac34;not;济发展、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看，人口过多对资源环境已形成巨大压力、人口“相对过剩”逐渐成为几乎所有人的共识，控制人口是没有回旋余地的必然选择。许多专家坦言，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多出的两三亿人口将使生存环境更为恶劣。可见，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是正确、全面认识国情后的必然选择，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面临两个人口高峰，人口控制迫在眉睫，中央不能不果断地作出实行计划生育的决策。 　　当时我国人口计生工作面临两个突出问题。首先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相当庞大，50、60年代我国育龄夫妇每个年龄组平均五六百万对，而改革开放后每年都有1000多万对。其次，改革开放后的生育旺盛人群大多尚未生育第一胎，而当时他们的平均生育意愿为2.5个小孩（《新中国人口五十年》，路遇著，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版），已接近更替水平这个临界点，此后再进一步下降非常困难。如果对计划生育放松一点，要求低一点，从短期看可能影响不大，但要是每年多生几百万，还要生第二代、第三代，人口增长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