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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企“高管”高薪质疑 　　中图分类号：F2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1-0091-03 　　 　　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当前中国社会的公正集中表现在人们承担的改革成本与财富分配上，恰如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所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为此，报告强调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要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程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并且作出重要政策调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本着这个精神、原则和政策，我们关注一下当前国有企业“高管”们的高薪问题，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担忧。 　　 　　一、如此“高薪” 　　 　　不久前，报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建设银行日前公布了2006年年报，该行去年支付给行长常振明的薪酬为110.5万元人民币，支付给董事长郭树清85.4万元。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也于最近公布了年报，显示行长张建国的薪酬为106.031万元，董事长蒋超良为96.031万元。而在2004年，两人的薪酬分别为70.3825万元和64.6944万元。据《北京晨报》报道，与在内地上市的股份制银行相比，建行和交行高管的薪酬并不高。据透露，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2006年的年薪超过130万元；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的年薪为191.61万元，三位副行长也超过110万元。” 　　可能是本人孤陋寡闻，竟然不知道国有控股银行头头，改制后会有如此“高薪”。据悉，这些年薪还远远比不上有些垄断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这里就引出一个国有企业“高管”的分配问题。 　　我认为，无论是没有改制的国有企业，还是改制后国家控股的企业，作为它的“高管”，既不是民营企业家，也不是国家聘用人员，他们的身份性质应界于公务员与企业家之间。因此，他们的分配，基本上应按《公务员法》规定执行，同时，考虑他们的某些特殊性，可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然而，现在公布的这些“天文”数字，难免使“老百姓”会感到瞠目结舌，不可思议。这些“行长”们平均年薪水平已经普遍比本国居民人均收入高出了二三十倍，比社会最低工资高出约五六十倍，甚至上百倍。据2005年5月24日《参考消息》报道：英国大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水平，高出本国居民人均收入只8倍左右。我不知，我国“银行行长”们如此“高薪”的依据是什么?如果“高管”实行高薪制，中层干部怎么办?科研人员怎么办?一线职工又怎么办?如果全国各行各业都来攀比，岂不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官捞主义”的腐败浪潮? 　　国企高管薪酬即年收入，大体应由两部分构成：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可以肯定，作为特殊公务员，国企高管的绩效工资应高于同级政府机关公务员，现在的问题是高出多少，“度”在哪里?我认为按照中央对国有企业“分级所有、分级管理”的原则，他们的基本工资可以比照同级政府公务员工资标准，同时在充分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确定国企“高管”的绩效工资标准及最高限额。在其过程中要充分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各阶层群众的意见，不能只听少数几个“董事”的意见。总之，也要统筹兼顾、尊重民意、考虑人心所向和社会承受能力，不能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古人道，“一人向隅，举桌不欢”，更况且“不欢”的是“大多数”?常言道，群众的呼声是第一信号，群众的利益是第一考虑，――这是分配制度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 　　对国企高管实行“高薪”，初衷是为了激励和养廉，这是无可非议的。对“文革”期间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我们也并不赞同。但是，一般来说，人对财富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任何人也无法确定自己拥有多少财富算是达到了“满意”的程度。这几年银行高管的“薪水”还低吗?为什么总还有那么一些人抵挡不住“孔方兄”的诱惑，相继锒铛入狱呢?可以肯定地说，解决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不能建立在感化头头“不想贪”的基础上，而应当立足于做到“无法贪”，建立严密的监管制度，从制度上遏制腐败，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至于“激励”，可以这样回答，当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收入比通过艰苦拼搏获得的收入还要多，还要容易的时候，“高薪制”的激励作用在全社会也就荡然无存了! 　　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分配制度的改革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它只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在分配问题上，我们从来都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衡量改革成与败的标准是什么?小平同志早就概括过，那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答应不答应”，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为此，任何一项具体政策的推行，都要从中国的国情和现状出发，任何一个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