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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印成穿越记忆红色影像人生 　　采访著名摄影家徐肖冰的稿件在本刊2009年第1期刊出后，有热心读者告诉我们，徐肖冰的摄影启蒙老师、著名摄影家吴印成的女儿就是国家档案局的退休干部。近日，笔者走访了吴老的女儿吴筑清老师，听她讲述了父亲在战火纷飞年代特殊的经历。 　　在吴家，笔者看到一本由吴筑清和张岱共同撰写的新书：《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的故事》，40万字，图文并茂。延安电影团是中国第一个红色电影机构，我们今天看到的有限的延安影像，大多是延安电影团留下的。但关于它的历史却一直没有完整的叙述，只有早些年电影团成员散落留下的数篇回忆文章。 　　吴筑清说，张岱的父亲钱筱璋也是电影团成员，电影团是我们父辈心目中一辈子的圣地，出于对父辈的敬佩和热爱，我们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把电影团的历史完整详细地写出来留给后人。为写这部书，我们前后筹划了好几年，查阅资料、采访当事人，沿着父辈们的足迹和心迹慢慢地走过，直到2008年才将这部延安电影团的“传记”奉献给读者，这也算是我们晚辈为电影团70岁诞辰献上的一份礼物吧。 　　 　　到延安去 　　 　　当年延安电影团摄影队队长就是吴印咸。 　　提起中国红色电影的发展，“吴印咸”是一个无法跨越的名字。而这位著名摄影家又恰好与20世纪同龄，冥冥之中，似乎暗合了在20世纪中国摄影史上吴印成必定要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不仅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诸多永恒的瞬间，也为中国摄影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技术精湛的摄影人才。 　　吴印咸是1938年8月中旬前往延安的，直接原因是接受好友袁牧之的邀请，拍摄一部反映八路军抗日的大型纪录片。 　　吴印咸一直十分信任袁牧之，早在上海电通公司时，袁牧之就是吴印咸的好朋友兼合作伙伴，他们有共同的追求和志趣，先后台作拍摄了《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多部左翼优秀影片。这些影片一般都是由袁牧之担任编导或主演，由吴印成担任摄影。抗战爆发后，袁牧之首先来到武汉，直接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希望获得批准，前往延安和华北前线拍摄纪录片。在武汉，袁牧之与周???来见了面，他没有想到，共产党领导人的想法比他更远更高，周恩来不仅欢迎他去拍片，还与他商量如何开拓根据地红色电影事业。他们最终决定以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建立革命根据地电影事业。拍摄这样一部影片，当然需要一位摄影技术精湛、倾向革命、为人沉稳可靠的摄影师鼎力相助了，袁牧之马上想到了好朋友吴印咸。 　　当时还在上海的吴印成境况也很不如意。“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吴印成热血沸腾，想用手中的摄影机记录下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画面，他接受了进步电影工作者的邀请，参加了反映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纪录片《中国万岁》的拍摄。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了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千万难民被迫出逃的场面，上海街头爱国人士慷慨激昂宣传抗日的画面，特别是拍摄到了八百壮士保卫四行仓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壮烈场景。影片结尾的镜头是八路军开赴前线，老百姓运送粮弹支援前方的场面。但万没想到，这部拍摄者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包含许多珍贵抗战镜头的大型纪录片，却被国民党政府监察机构以“宣传共产党、表扬八路军”为罪名，不给予发行执照，并将底片和负片统统销毁。这一残酷的事件不仅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大憾事，也让吴印咸深感愤怒，直到晚年，他也极不愿意提起这件事。 　　接到袁牧之的电报，吴印咸很快就赶到武汉，他确信袁牧之找他，一定是有好片子要拍，但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是去延安拍片。太突然了，尽管吴印咸也听说过延安和八路军，甚至在编辑《中国万岁》时还用过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素材，但他毕竟是在江南大城市里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西北小城延安对他而言仍是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世界，而且要到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对他本人和家庭而言，都是要冒极大风险的。最终，吴印咸仍决定去延安，他说服自己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单纯：到大西北，接触一下从未接触过的生活，拍摄大型纪录片，实现一个摄影师梦寐以求的愿望。 　　去延安之前，吴印咸还做出一个决定，花去几乎全部的积蓄，购买了3台照相机和一些胶片。 　　吴印咸艺术之路的起点是绘画，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接受过很正规的专业训练，但他的兴趣似乎更多地集中在光与影的艺术上。还是学生时，他就用积攒下来的三块银元买过一台旧相机，之后又到照相馆从事人像摄影工作。尽管吴印成后来专职从事电影拍摄，但对摄影的喜爱却依然如故。在准备去延安的日子里，吴印咸开始考虑一些细节问题：宣传抗日，照片和电影的作用一样大，但共产党的经费很紧张，能够出资购买一台摄影机已属不易，恐怕再不会有多余的经费购置照相机了。他考虑再三，决定用自己的钱购买。后来在根据地，这些相机的确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一些在延安和华北前线拍摄的很著名的照片，都出自这些相机的镜头之下，甚至许多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