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没有商业史中国问题无从谈起.docVIP

吴晓波没有商业史中国问题无从谈起 　　“我写中国30年商业史，最终讲的是我们怎么走过这30年。我希望从中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群体的躁动和不安。文学家能凭一首诗奠定一辈子的地位，而企业家除非金盆洗手不干了，不然，你的成败，谁都不能说。” 　　1991年，新华社财经记者吴晓波去贵州农村采访，见到一个30岁的农妇，独自抚养三个女儿，家中只有一条可以见客的裤子。临走，吴晓波抽出一张百元钞票递给她，农妇突然激动起来，在屋子里跳上跳下亢奋不已：1991年，吴晓波去东北考察国企，他给辽宁省体改委推荐的先进国企领导打电话，该领导在电话中大叫――我被下岗工人堵在窗口了，我半个身子挂在外面给你打电话，你不要过来了。1991年，吴晓波记得自己大学母校所在地――上海面临浦东开发的局面，这座古老的大都市努力从工业城市转型为金融城市，那时候有80多万纺织女工下岗，同时上海政府管制???严，规定一切民营产品都不能进南京路。而临近上海的温州却是另一番景象，一切都失控了，遍地都是民营制造。 　　其实，1991年的中国经济还是一片沉寂，但一股股暗流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冲破体制的欲望四处蔓延，人人都想找到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1992年，随着邓小平视察南方，中国经济开始发力，尽管财富之门依然沉重，但终究缓缓开启了。 　　2004年，吴晓波突然发现，改革开放30年，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年份都像1991年那样波澜壮阔，他想把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梳理一遍，理由是――“现在中国是个商业社会，如果对商业历史都梳理不清楚，很多问题都无从谈起。” 　　 　　盛世修家谱 　　 　　“我试图写中国30年企业史，最终讲的是我们怎么走过这30年。”2004年，当吴晓波决定了这个写作计划后，他开始用1年半时间收集资料，而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中国的整个公司变革，隐藏着一种“政治主从次序”，国有企业受到了最大的偏袒，其次是外国资本，而民营公司一直是受到压制的那部分。于是，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互相博弈的过程成为他的思考主线，贯穿着他的书。 　　“社会发展最终追求公益公平，我们都不愿意生活在集权而强大的帝国。现在，中国整个市场环境的不公平，‘中石化’去年赚1000多亿人民币，但没有人觉得它是一个让人尊重的企业，没人说中国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际大公司。因为在垄断的行业中，总裁即使是个大猩猩，也就少收100亿而已。我比较尊重联想、海尔，哪怕它不是很大的公司，但永远是在市场中打拼出来的公司值得尊重。社会公益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专制、垄断也产生效率。但肯定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 　　在动笔写《激荡三十年》之前，吴晓波自问：为什么是由我来写这本书?这个问题也在日后被旁人反复问及。他在美国和大学同窗秦朔打越洋长途分析这点，认为是传媒人的职业性质决定了将由他来操刀这次盘点。“在中国，文人不懂经济，懂经济的学者未必善于文字表达。相比起来，了解现实，一直接触和观察现实的财经传媒人最有优势去写这样一段历史。” 　　吴晓波相信，所有合格的传媒人都很适合书写历史，特别是当代史。“因为历史的写作就是一个坐标系的问题，横的是时间，竖的来说是背景。唯一复杂的问题是看资料、游历、与人交流，去充实你的坐标系。这些都是好记者应该做的事情。” 　　动笔的另一个动力来自于王百的一番话，王石曾经告诉吴晓波，他在想属于一个企业家的哲学问题，“我们这帮人从哪里来的?我是铁道兵出身，我妈是农民，我爸是小官僚，那么我们这些企业家的源头在哪里?”后来，王石去参观了荣毅仁家的宅子，在那群洋务运动时期的民族企业家身上，他似乎寻找到了一点中国现在民营企业家的源头。“盛世修家谱，如果我们已经强大到赶超德国，成为世界GDP第三的大国家，但是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商业思想，我们就是暴发户。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需要商业文化、商业传统与商业历史的探究。”柳传志说过一句话：我们老是吃人家的菜。而现在，吴晓波开始研究菜谱了。 　　 　　最有可能性的1988和1997 　　 　　《激荡三十年》只写完了上半部分，但吴晓波已经可以挑出他最偏爱的两个年份――1988年和1997年，因为“这两年，中国都有机会走上和现在截然不同的经济道路”。 　　1988年是一个大胆的年份，那一年，张五常陪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中国，他们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弗里德曼极力主张中央政府放开价格管制，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最后的时刻”。同年，国务院发展中心邀请来华访问的数位美国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相似的建议。邓小平都――采纳，决定物价闯关。结果是天下大乱，物价飞涨，国务院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调整方向。 　　“1987年物价创关失败的很大原因是因为公众心理，大家都害怕。如果‘闯关’成功，市场自由化程度会大大增加，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