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娅文学是向上帝借“盗梦空间”.docVIP

吴景娅文学是向上帝借“盗梦空间” 　　采访当日，她一身剪裁别致的长袍，是鲜活的桃红色，脱掉外套就好似进入一个五彩绚丽的世界，一层层中国风的装束，她的服饰总是让人印象深刻。我和吴景娅面对面地坐在江边一酒店的房间里，交谈时除了认真地思考，最多的表情就是微笑，她说话的语速不快。真诚的态度令人心安。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她。第一次见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坐在她身旁。碰巧电话响起，传来荣获冰心奖的消息。我们看到笑逐颜开的她，淡定得如一面平静的湖面泛起点点涟漪，显露的是一种纯朴、沉静的喜悦。我疑惑，她怎么能够这么从容，这是需要多少年的历练才能冶炼而成的功力。 　　 　　文学路上的一波三折 　　 　　都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正处于40与50岁之间的吴景娅说，面对将来数十载的生活她心里已大抵有了谱。回想从前，是踏实的满意，不是表面浮华的名誉，而是上天待她不薄，她一直遵循着自己的意愿而活到现在。 　　“在人生的大方向上，我一直是一个活得很清醒的人，得失之间知晓取舍，我很少委屈自己，我是个内心活得很风光的人，驾驭着自己的人生航线，听从自己内心召唤而活着。” 　　“我爸爸喜欢文学，书法写得好，因为他的影响。我想成为一个记者和作家。”景娅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是北碚区的机关干部，是她这一生最敬重的人，写作就是受他的熏陶。母亲是图书馆馆长，借着机会景娅接触到大量的书籍。于是，上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浪漫因子遗传到了她的身上。直到现在，她依旧感慨，“老天对我太好了，愿望都一一实现，也没让我走冤枉路。” 　　景娅是“文化大革命”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大学生，高中毕业时她才十五六岁，当年国家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众多的优秀人才涌入大学。景娅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有同学甚至比她大十几岁，经历的世故比她多，文学根基也比她扎实。那时的读书就像追星一样狂热，景娅就常常去图书馆借一大堆书，坐在地板一本一本地读，从早读到晚。“我觉得那个年代是中国人幸福指数最高的时候，生活就如‘幸福就像花儿一样’，觉得明???总是很美好。”当时的社会崇尚简朴，景娅就是在这并不富裕的生活条件下开始写小说。“文学对我而言，就像影子一样如影随行，有时候它不见了，一个转身它又出现了，有时候痛苦得想要摆脱，兜兜转转，它竟然跟我面对面了。”大学毕业后，景娅在一所中学当了老师，照本宣科的教学让她觉得枯燥毫无意义，后来调到党校，在党校一个人的孤寂凄苦生活促进她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了她的处女作《神山之子》， 　　“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喜欢那段日子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很冷清，太安静了，安静得能随时面对着自己的灵魂。但是从文学角度来说，却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 　　 　　三毛在撒哈拉吴景娅在北海 　　 　　景娅说她就是一个穷日子能穷过，富日子能富过的人，就像雏菊，低廉却有生命力。1993年她毅然辞掉工作了6年的报社工作，为的是放空压抑多年的自己。“当时整个重庆让我有种强烈的窒息感，受不了每天被压抑的气氛包围着，我就去了趟北海，感觉了阳光海滩。就不想回来了。”回忆在北海办报的5年时光，她认为那是她人生中最穷的5年，也是最快乐的5年。就像三毛在撒哈拉一样。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却有刻骨的幸福。 　　“我常说人的潜能是不可估测的，当时住的是四面通风的房子。家里的摆设全靠我一手打造。”从来不会家务的她竟自己做了一个木制的碗柜和书架，还用砖石砌了个灶台。“当时我在《北海日报》副刊部，主任是个壮族老诗人韦照斌，他把我当女儿看待，送给我一个既能当沙发，又能当床使用的长条木头沙发，我就用废弃的木箱做了一个茶几，用红花土布铺上。”报社每月的收入只有一千多块，只够一家人的开销，到北海的前两年，景娅一次也没回过重庆，就因为穷得叮当响，连买车票的钱也没有。 　　“但是我有很多好朋友，三轮车夫，裁缝，小餐馆老板，渔民……我天天和朋友们去海边游泳采珊瑚。还学会了骑车。”用景娅的话说。北海只有巴掌那么大，是一个谁咳嗽一声都能听到的小城，她生活得很纯粹，写出来的东西也纯粹。“《镜中》就是在北海完成的，当时根本不用考虑市场，也不用迎合读者的口味，我是在写自己喜欢的东西。” 　　1998年回到重庆至今已有12年的光景，回到重庆的景娅在事业上一路狂奔、忙碌，从《重庆晨报》到新女报传媒，做《新女报》、《健康人报》，她不断折腾着自己走到今天。在20多年的创作路上，写了《镜中》、《与谁共赴结局》、《美人铺天盖地》三部书，名气越来越大。 　　 　　她是一个死了再活过来的人 　　“父亲”是采访中景娅提过最多的人，在她的内心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发生在她身上的很多事都与她父亲有关。 　　“以前一直以为我不了解我父亲，他总是离我很遥远，我们从不谈心，他身体不好，从我懂事以来，家中成天就飘着中药味，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