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倍良清华学子“村官”路.doc

周倍良清华学子“村官”路 　　 　　“我的皮肤变黑了，说话声变大了，还能喝一点白酒了，学会了脚步匆匆，习惯了没有双休日……我已经割舍不下这份工作。” 　　――周倍良 　　 　　初春的清晨，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肩上斜跨着黑包，一边听着MP3，一边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行走在乡村小路上。 　　“周董，上班了？吃早饭了吗？” 　　“哎！王婶，早上好，我吃过了！你和邻居张婶一家和好了吧？” 　　“我们早就又像亲戚似的了，哈哈。你说得对，远亲不如近邻，不能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影响了邻里间的和气啊！” 　　…… 　　可能是因为对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懂得多一些，他被村民称为“周董”；因为帮助村民打赢了官司，他被称为“农民律师”。作为北京市首批“大学生村官”，北京市门头沟区坝房子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周倍良说，“在村里这一年多，我的皮肤变黑了，说话声音变大了，还能喝一点白酒了，学会了脚步匆匆，习惯了没有双休日……我已经割舍不下这份工作。” 　　 　　“在理想主义的驱动下，我来到了农村” 　　 　　从小在湖南省岳阳县长大的周倍良，2006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临近毕业时，我与很多同学一样希望能就任于律师事务所，也确实有几家单位愿意高薪聘请我去任职。”然而，随着北京市“村村有大学生”计划的实施，“大学生村官”这一名词让周倍良一下子热血沸腾。 　　在他眼中，这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青春应该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闪光。清华大学一直鼓励学生们关注社会，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事情。很多清华学子毕业后都选择支援西部、去重工业基地等等，我也决心踏踏实实地从基层做起。” 　　带着“上大舞台干大事业”的梦想，周倍良成为北京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最初，清华学生报名的有30多人。经笔试、面试，笔试类似于公务员考试，最终仅有五人被录取。当年，北京市共录取了2016名‘大学生村官’，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然而，当年那五名“清华籍”“大学生村官”中，有两名在刚上任不久就以各种理由辞职了，而周倍良却至今仍坚守在坝房子村。 　　也许有人认为清华学子当“村官”有些屈才，甚至也有人认为这些大学生就是抱着镀金的态度下基层的…… 　　然而，周倍良坦陈，“在理想主义的驱动下，我来到了农村。三年的合同期限过后，我仍然有可能留下，当然也有可能考公务员、考研。” 　　但他说当“村官”真的需要理想主义精神。“每天骑自行车，当几十吨的卡车从你身边呼啸而过，扬起高高的尘土；一到雨天浑身是泥；西服、皮鞋基本不上身，偶尔有正式场合的时候才翻出来穿一次；没有书店，更没有图书馆……但是，选择农村就意味着选择了艰苦和挑战，选择‘村官’就意味着选择了责任。”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毕业时，母校特地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仪式，我们五个‘大学生村官’身披缎带，手捧鲜花。母校的领导一一与我们握手，送我们上车时还不忘为我们鼓劲儿。”至今，一提起这事儿，周倍良仍激动不已。 　　然而，一到目的地坝房子村，周倍良还是难掩内心的失落：没有空调的办公室，低矮的平房，坑坑洼洼的土路……住的仍然是几人一间的宿舍，吃的仍然是食堂的大锅饭。“说实在的，还没有在清华园的日子舒适。每月2000元的薪水，扣除各项保险，到手里也就1000多元，而当时我的有些同学一毕业就拿近万元的月薪了。对于那时的我，惟一值得欣慰的是终于把户口落在首都了。” 　　 　　“然而，令我苦恼的不是环境的简陋，而是刚参加工作的我对农村工作的方式、方法都不甚了解，四处碰钉子。”周倍良记得刚来村里不久，一次村党支部安书记让他就外来人口的管理办法拟一封公开信。“我熬了半宿，洋洋洒洒地写了几页稿纸，一共四五千字，从国家宏观政策到目的、意义、措施等，阐述得相当详细。” 　　结果，当他兴冲冲地交给安书记时，书记瞄了一眼说：“不行，得重新写，这么多字，这么深奥，村民根本看不懂，也不愿意看。”周倍良恍然大悟，立刻重拟，用两句话阐述了具体的管理办法，字体变粗、变大，简洁明了。“农民需要的就是简单、实用。只有能为他们做实事，才能真正让农民接受。” 　　2006年10月，坝房子村决定修建一个公园。当施工到村民王大姐家门口时，遇到了这一家人的强烈反对，施工被迫停止。王大姐找到周倍良，委屈地说：“大姐不是故意刁难村里，但断水10多天，叫我们一家人怎么过啊！树苗和花都是买来的，现在要挖掉，好歹也得给个说法呀！” 　　周倍良立刻向安书记汇报了情况，并提出建议。书记看了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事儿不用你管，一边儿凉快去。”话音未落，周倍良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当时我郁闷极了。但转念一想，为了村民的利益，这事儿我必须管。” 　　于是，他继续做安书记的工作，进一步说明情况。没想到，这次领导不但没生气，还把这件事交给他全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