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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曹荻秋相识在五·七干校日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我从上海市区来到地处东海之滨的奉贤五四农场二十连(后改为七连)“战天斗地”。 　　我所在连队的驻地与上海市五?七干校毗邻。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在田间的劳动中认识“文革”前的上海市长曹荻秋；也没想到自己会被组织选中，去这所“藏龙卧虎”的五?七干校工作；更没想到，自己与遭受“四人帮”政治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曹荻秋伯伯在一起度过了一年时间，从而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在农田里认识曹荻秋 　　 　　1973年秋。一天清晨，我和排里几名男知青出早工。我们扛着锄头，朝气蓬勃地朝位于市干校后门外的一块农场田地走去。进入田间时，我发现不远处干校的田地里有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略胖，戴帽子的老干部正埋头锄地，便心里嘀咕：“平时于校都是集体出来劳动，今天怎么就一个老干部来田间劳动，而且还这么早?”这时，田间里传来一声呼喊：“嗨，你们几个新职工快来看，知道前面干校田里的那个老头是谁吗?告诉你们，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前市长曹荻秋!”一个外号叫“二扁头”的七○届老职工神气地向我们几个新职工炫耀道。 　　“真的?”我们这些未见过世面的新职工惊叫起来。“快去看看!”我兴奋地扔下手中的锄头，招呼着同伴往干校的田地跑去。 　　快接近曹荻秋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无声地围了上去。曹荻秋好像不在乎我们，依然埋头认真地用锄松土。我好奇地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大人物：他六十出头，头上戴着顶褪了色的蓝便帽，两鬓斑白，胖长形的脸庞上架着一副黑色宽边眼镜，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咔叽中山服上沾着许多泥土，外表朴实厚道。 　　这哪是我们想象中的堂堂大市长，不就是一个普通老干部嘛!也许他是表里不一吧?一个胆大的同伴冲着曹荻秋问：“大市长，你手腕上的表一定很高级吧?”“对，对，是哪个国家的高档表?让我们开开眼界吧!”大伙儿七嘴八舌地随声附和，闹着要曹荻秋把手表给我们看。 　　面对我们这些欠礼貌的小青年，曹荻秋并不计较。他停下手中的锄头，直起身子，满脸和蔼地笑笑，操一口四川乡音的普通话说道：“我的表不是外国货，是我们上海自己生产的上海牌手表。”说完，他撩起衣袖把手表伸给大家看。 　　“哇，真是上海牌手表……”大伙儿你一言，我一句地议论开来，向曹荻秋投去了信服的目光，一时间竟想不出说点别的什么了，只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地傻笑，最后尴尬地与曹荻秋不辞而别。我感到有点对不住曹荻秋，就躬身向他赔礼道：“曹市长，对不起，请原谅!”曹荻秋宽厚地向我摆摆手说：“小伙子别这样，没事的。你快回地里干活吧，再见!” 　　回到农场的田地上，我忍不住又朝干校的那块田地望去：晨曦下，孤身的曹荻秋如同一个勤劳的老农夫在自己心爱的土地上敬业地耕作着。我心里油然升起一股对曹荻秋命运的同情。 　　 　　餐厅喜见曹荻秋 　　 　　1974年初春，市五?七干校向我们连队借调一名知青去干校管理深井泵机房。组织上推荐了我，使我有幸进入这所上海最高级别的干校工作、学习和生活。 　　说来真巧，我进干校的第二天清晨，就在大礼堂(兼餐厅)碰见了曹荻秋。当时，我正在排队买早餐，无意问看见排在另一窗口的队伍中有个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瞧竟是四个月前认识的曹荻秋，心里一阵高兴。 一会儿，曹荻秋买好早点朝礼堂最角落的一个餐桌走去。我买好早点，见四周都是陌生人，就径直往曹荻秋吃饭的餐桌走去。我面向曹荻秋坐下后激动地叫了一声：“曹老，早上好!”曹荻秋停住碗筷抬头朝我一看，愣住了：“早上好。你是，隔壁农场的知青吧，怎么来干校啦?”我高兴地笑道：“是的。曹老，你记性真好。我就是那个在农田里与您见过面的知青。”曹荻秋开心地笑了：“就是，我说怎么这样眼熟，原来真是你啊!”我俩愉快地吃着早餐。我告诉曹荻秋：“曹老，我们连队的生活用水来自干校的供应，因此，干校将我借调来管理自来水深井泵。明天，西面的科技干校也因用水的关系要派一名青年来这里与我一起工作。”“噢，原来是这样。”曹荻秋点点头。 　　我望着曹荻秋的早餐：一碗粥，一个菜包和一小碟酱菜。我说：“曹老，你早餐吃的太简单了，还要劳动能行吗?”曹荻秋淡然一笑道：“可以了，能吃饱就行。” 　　 　　耳闻目睹曹荻秋 　　 　　进干校不久，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校园里的人们都视曹荻秋如同陌生人一般不予理睬，很少见有人与他打招呼或说话，即使在氛围相对宽松随和的餐厅用餐，也少有人与他同在一桌吃饭。每次食堂开饭，曹荻秋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最角落的餐桌前吃饭。时间久了，这个地方自然成为目睹昔日大市长“风采”的好去处，常有一些来干校慰问演出的文艺院团演职人员在有关人员的指点下，跑来这里围观曹荻秋，使他难堪不已。 　后来我得知，曹荻秋遭受冷遇和孤独是因为市里“当权派”将他定性为“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