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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中国社会历史追求 　　［摘 要］ “和谐”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和谐社会”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在中国历史上，“和谐”是思想家追求的理想信念；“和谐”是政治家追求的理想统治；“和谐”是老百姓追求的理想生活。因此，对“和谐”的追求在今天以及未来，都是一种必然。 　　［关键词］ 和谐 和谐社会 理想 历史追求 　　 　　人们普遍认为：和谐社会是实现了人本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四种关系的相对和平共处、协调一致的社会。因此，“和谐”理应被纳于历史视域之中，它所表达的各种关系正是历史存在的方式和反映，伴随这些关系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形成了社会从“不和谐”到“和谐”，从“旧和谐”到“新和谐”的一个动态，这是一个呈阶梯式螺旋上升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的历史追求成就了人类历史的永恒，而综观中国历史，“和谐”正是中国社会各时期、各阶层人们追求的永恒主题。 　　 　　一、“和谐”是中国思想家追求的理想信念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其萌芽并日臻成熟主要在先秦时期。以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的阴阳五行家郑国的史伯提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1］，最初萌发“和谐为美”这一美学观念作为伊始，人们开始在宇宙本源中探求“和谐”；后来由《周易》演绎形成的64卦384爻的“天人协调”体系以及老子阐发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原理，都表明了先哲们试图在阴与阳、天与人的辨证关系中寻求“和谐”；而儒家代表孔子和孟子发展出的“天人合一”、“君子中庸”等思想，则是处于礼崩乐坏时代的圣人们在寄望于劝戒君王实施“仁政”的同时，更在伦理道德中追求“和谐”。儒家的重要理论“天人合一”，被认为是一种“普遍和谐”观念，即“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2］这种“普遍和谐”观念于先秦一经提出便已完备，至今虽经数千年积淀，后人却亦无出其右，只能望其项背，引经据典罢了。 　　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先秦诸子散文中分别有“和合”、“太和???、 　　“中和”、“中庸”、“天人合一”等等表述，真可谓精彩纷呈、不一而足，然而究其实质，不外乎儒家所概括的四字命题――“和而不同”。无论是史伯所反对的声、物、味的单一，还是《易经》和老子所倡导的阴阳调和，抑或孔子所推崇的“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集注?卫灵公第十五》），都是从不同的侧面论证了“和谐”之“和而不同”的实质，即：和谐是事物多样性的协调，和谐也是事物对立统一的结果。古之圣贤认识到，和谐的基础首先在于事物的不同，这些不同要在一定的度中加以协调，才能取得统一，简单的叠加不是和谐，机械的重复也不是和谐，无序的混杂更不是和谐。正因为中国的思想家们参透了“和谐”之精义，所以他们能在几千年前就将宇宙万物之间关系协调、秩序平衡的完美存在状态整合而成一个理想世界――今人所言之“和谐社会”。这个“和谐社会”在古代思想家的眼中到底是怎样的？说法不一。道家主张的“小国寡民”是无欲、无为、无争的，墨家倡导的“爱无差等”要求人们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法家宣扬的“富国强兵”是讲法治、求实效的，佛家强调的“善地净土”是建立在同体共生、乐善好施的基础上的［3］，而儒家描述的“大同”社会则是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礼记?礼运?大同篇》）的社会。这个天下为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正是在儒家“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之下构建起来的，因为“大同”本身蕴涵着许多不同：“选贤与能”是因为能力有差别；“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说明了年龄有大小；“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可见品性确分良莠；“盗窃乱贼而不作”则看到了社会的等级差异。这样不同的人们之间要能和谐共处，不正是不同之上的“大同”吗？ 　　“大同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成为儒家及后代中国思想家们极力推崇和追逐的目标，而作为中国正统思想的儒学，其“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也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坚定信念。 　　 　　二、“和谐”是中国政治家追求的理想统治 　　 　　和谐社会是没有上限的，达到和谐以后还可以再和谐。但是和谐社会却有底限，如果社会的不和谐突破了这个底限，社会将发生动荡［4］。中国历代帝王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创立和维护政权的过程中，希望通过经济的和政治的有效措施以达到的理想统治。 　　1．用制度保障政治与经济中的和谐底限。 　　在政治方面，中国的政治家们凭借着审时度势的敏锐触觉，总是擅长于在乱世之后首创一种制度来强化政治的稳定与和平。 　　秦始皇面对七国争霸亟待重整国家的混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