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黄华携手走过日子(一).docVIP

和黄华携手走过日子(一) 　　2010年11月24日，黄华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他逝世后，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为“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资历最老的外交家”，美国《纽约时报》也罕见地发表悼念文章，称他是“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的外交家”。从1936年随斯诺进入陕北时的一介书生到新中国的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70多年的外交生涯，外交经历之丰富，友好交往之广泛，堪称外交界的奇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见证了新中国的外交史。他这一辈子看起来顺畅而风光，但光环和鲜花背后艰辛曲折的故事几人能知？艰难岁月苦苦坚守的心情何人能解？我和他自1944年在延安结婚至他去世，66年风风雨雨一起走过，虽各自为事业而奔波，但彼此心心相印，深情相依。斯人已去，思念日切，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以示纪念，但忆及往事往往情不自禁，难以下笔。在黄华去世一周年前夕，终成此文，谨以此表示深切怀念。 　　 　　延安喜结良缘 　　 　　我是浙江杭州人，我的父亲何思敬（笔名何畏）早年留学日本，喜欢阅读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受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影响甚大。我的母亲是日本华侨，从小在日本长大，毕业于日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我1926年7月出生在日本，不到一岁就随母亲回国。1927年初，父亲受广东国民政府邀请到中山大学教书。回国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32年，父亲在上海毅然加入处在困境之中的中国共产党。1935年，因单线联系的波兰同志被捕，父亲失去和党组织的联系。父亲是进步教授，口才好，演讲能力强，常常宣讲革命道理。他的课很受欢迎，以至很多学生挤在教室的过道里站着听。1936年初，中山大学校长怀疑父亲是共产党员，准备逮捕他，父亲逃到香港才躲过一劫。 　　1937年5月，蒋介石在庐山举行抗日座谈会，邀父亲参加。父亲一腔爱国热情，欣然前往。不过，父亲离开香港后很快发生七七事变，形势急转直下，他来到武汉，跟周恩来、叶剑英等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很快武汉失守。1938年初父亲就奔赴延安。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没有生活来源，生活拮据。虽然后来党组织每月提供50港元，??我们基本生活所需，但母亲觉得并非长久之计，和父亲商量后决定全家投奔延安。 　　1939年12月30日，我们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延安。到延安后，我首先到边区师范学校学习，不久转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部，后又转到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父亲懂四国外语，英文、德文、日文很好，法文也不错，但是不懂俄文，而他恰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感兴趣，所以就让我学俄文，将来好翻译苏联哲学著作，帮助他进行研究。我只读了几个月，抗大三分校就搬迁了，俄文大队也随之结束。不久，我又转到中央军委底下的俄文学校，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干部给我们当老师。当时，中央的意图是培养一批俄文干部，以备苏联向日本宣战时当翻译。后来俄文学校又设了英文系，变成了外语学校，但我依然主攻俄文。我在俄文学校4年，但实际上学习时间并不长，中间两年主要搞整风和审干。在审干运动中，除了马列和我，其他同学都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不再让他们学俄文。 　　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时，我和朱总司令的姨侄女贺高洁是同学，关系很好，所以经常到朱总司令院子找贺高洁玩，这样就与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熟悉了，同时认识了黄华。刚开始，我对黄华不大了解，只知道他是大学生，懂英文，还在学法文，是朱总司令的秘书。他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只偶尔看见他给朱总司令收拾文件、帮着搬椅子回窑洞。 　　俄文学校距离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只有两里路，离朱总司令住地也很近，所以在俄文学校学习期间，我依然常去找贺高洁。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进行谈判，周恩来、吴玉章、叶剑英从重庆回来后常作报告。俄文学校学员就带一块木板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地上听报告。每次报告活动，黄华也都参加。那时，他30来岁，我十七八岁。我能感觉到他常常远远地偷偷看我，我虽感觉不好意思，但并未在意。 　　除了听报告以外，有时候王家坪还举行舞会。舞会非常简单，大家着装也非常朴素，跳舞时，有人穿着草鞋，有人穿着布鞋。因受父亲影响，我也喜欢音乐，并懂一点简谱，会吹口琴，还是乐队的指挥和鼓手。黄华跳舞水平虽一般，但常去参加舞会，估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在延安，男女比例实在太悬殊，大概是十比一，男同志对女同志十分感兴趣。所以，黄华刚开始有意无意关注我时，我并未多想，更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康克清同志找我谈话，说找对象就得找黄华这样的，说他是知识分子，有才华，待人又诚恳。据说当时有干部向朱总司令建议，帮我介绍其他对象认识，朱总司令说你们不要管她了。很明显，他希望撮合我和黄华，向我介绍黄华是个老实可靠的人。自从他们介绍后，我就开始注意黄华，慢慢感觉他确实不错。因为是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我们家对文化素质看得很重。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