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书乔冠华最后日子.docVIP

品书乔冠华最后日子 　　1979年2月17日，乔冠华作肺癌手术愈后，章含之从医院里把他接回家养病，隔离了785个日日夜夜的一对恩爱夫妻，这才喜得重逢。其时正是春寒料峭，一片萧瑟的时节。乔冠华的身体十分虚弱，章含之为他流了不知多少泪 ，但毕竟历尽劫难，他们又在一起了。这时，章含之将主要精力扑在丈夫身上。这一年，他们院子的梨树“老友”又以千朵小花庆贺他们的团聚。章含之那时心中不觉暗自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这梨树真通人性，它的兴衰也许显示着冠华的安危。怀着这种念头，每年春天，她都焦灼地等待老梨树的信息，盼它一树锦绣，象征乔冠华这一年吉祥如意。此后，章含之记得，“1983年的春天在忧虑中来到我们的小院。这时冠华第二次癌症复发住进医院。我的心情坏极了，我知道诀别已在眼前。每天当我翻过一篇日历，我的心都不禁抽泣，我和冠华的日子又少了一天！那时我天天在医院陪住，中午趁冠华午睡，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为他取中药、牛奶和他想看的书。我无心照料庭院，总是来去匆匆。但是在一个春天的中午，我无意中看到老梨树枯萎了，连树身都伺倭着弯曲下来。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花蕾无精打采地挂在零乱的树梢上。我不禁惊呆了，马上想起了多年来心里神秘的联想。我诅咒自己为什么把冠华的命运和这棵草木之躯连在一起。我突然再也忍不住心里积压的悲痛，抱住老梨树，失声痛哭。难道这树木真有灵性？难道它真的显示了冠华生命之火正在熄灭？我的心突然一阵阵绞痛得厉害，不敢再往下想……”（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52～253页。） 　　1980年冬天，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的老友崔奇去看乔冠华，见他玻璃台板底下压着“新年开笔，大吉大利”八个字，便问他：“你在养病，还准备开笔写什么呀？”乔冠华说：“我现在已不能恢复工作了，但还想做两件事：一件是想写一部外交回忆录，‘ 开笔’是指写回忆录，不过到今天一个字也未写成。还有一件事，就是把过去写的文章编集出书。”过了一些日子，崔奇接到乔冠华的一个便条，上面写道：“因感冒又去医院住了两个礼拜，大前天星期日下午回???的，如有空，希近日来舍下小坐。”崔奇应约去了乔冠华府上。除了闲谈，乔冠华谈到编书和写回忆录的事，希望他协助。崔奇说：“编书很简单，我可以替你把过去的文章通读一遍，做一番校勘工作，文字上需要改动的地方，我同你商量一下就是了。”关于写回忆录，崔奇建议：“你现在身体状况，不宜伏案疾书，日试万言，最好你来口述，我可请一位新闻系研究生来采访和记录，整理出来你再加工修改。还有一个办法，你自己回忆起哪一件事，就对着录音机自言自语，或请含之同志陪着你谈，旁边放着录音机，先记录下来再整理。” 　　乔冠华很赞成后一种办法，希望崔奇能抽空到他家去，同他对谈，并帮他回忆一些往事，崔奇欣然答允了。乔冠华在抓紧时间整理旧作的同时，已经在构思他的《外交回忆录》。他对崔奇说：“我写这部外交回忆录，不想靠档案，也不需要调档案，只想把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而且，有些材料档案里也没有。过去常有这种情况，关于某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只有很少的人参加了议论，毛主席、党中央作出决定后，就立即分头去执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和档案。再说，我的这部外交回忆录，既不是为个人宣传，也不就事论事地仅仅写那些具体的外交活动，而主要地是写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国际局势和重大国际事件曾作了怎样的战略估计，根据这种估计作出怎样的外交决策，制定了怎样的方针政策，主要地是写主席的战略思想和周总理的外交艺术，也就是要写出新中国外交的新风貌。为此，不仅有个了解情况的问题，还有个如何理解和评价的问题，从而使这部外交回忆录能够为后人研究新中国的外交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乔冠华具体介绍了如何写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的外交艺术，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的想法。最后，乔冠华概括说：“总之，要说明新中国的全部外交都是为了实现这样几个战略目标：一是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二是维护我国的安全利益，三是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走向繁荣富强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 　　但是很可惜，他的《外交回忆录》的录音工作没有正式开始，他就病倒了，而且一病未起，写《外交回忆录》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崔奇：《忆乔冠华二三事》，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 250页。） 　　1982年初，乔冠华肺部癌症复发，并转移到颈部，病情极为严重。住院后，医生都认为他的生命最多只能维持3到6个月，医院也已发出病危通知。但是爱情创造了奇迹，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和章含之的精心护理，乔冠华肺部的癌变暂时得到控制。月底，他便出院了。这年12月27日，他为自己的国际述评集写了一千多字的《自序》，交外交部所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