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震与参加柏林奥运会中国拳击队.docVIP

商震与参加柏林奥运会中国拳击队 　　1986年，我国正式恢复了拳击运动，各地掀起了“拳击热”。经过20年努力，我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颇具潜力的青年拳击手，近年在世界级拳击赛中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如轻量级拳击手邹市明就在上一届雅典奥运会上夺得了一枚铜牌，并曾在世界拳击锦标赛中获得亚军，令世界拳击界刮目相看。许多群众以为这是我国新开展的一个项目，其实不然，早在大半个世纪前，我国就已有了拳击运动，而且达到一定水平。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由外侨引进拳击运动，并常举行比赛，我国一些爱好拳击的青年人也跃跃欲试，但在与英、美、日、德、意等国的拳击手交锋时，多半失利，主要原因是由于国民政府不重视体育事业，使我国的年轻拳击运动员普遍缺乏良好训练，身体素质又比较差。1933年秋，上海一个业余拳击队的主力队员马悦盛在与英国金茨利俱乐部的拳击手比利比赛时被击成重伤，一时舆论哗然。一些外国人得意洋洋，讽刺挖苦，根本不把中国拳击运动员放在眼里。到了1935年，中国拳击运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一些可以与欧美拳手抗衡的优秀选手，且接连在国际拳击赛中取胜。中国拳手取得的这一长足进步，是与商震和澳洲拳王陈汉祥(华侨)等人分不开的。在这着重介绍商震和他一手培养的三十二军拳击队。 　　 　　(一) 　　 　　商震，浙江绍兴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曾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他留学时看到日本很重视体育，颇有感触，因为他知道当时的中国，政界腐败，民不聊生，，没有人真正重视体育活动，使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近代竟被强加以“东亚病夫”的耻辱称号。 　　1933年，商震出任河南省主席兼三十二军军长，威震一方。他在军队中很重视体育运动，拨出专款为官兵们购买双杠、篮球等运动器械。对于拳击运动，商将军尤为重视，在开封、郑州等市聘请几位研练过拳击的武术家和体育教师，给三十二军拳击队作教练。练过一二年后，这支小小的拳击队已小有名气，在军内外的拳击比赛中接连夺冠。商震还不惜重金，从天津聘请职业拳击教练丁格尔到军中担任教练。丁格尔施教认真，对靳贵第等人实施科学而严格的训练。他们学的是欧式拳法，因都有武术根底，所以步伐灵活，抗击打能力也较强，在开封、北平、天津的比赛中多次击败来华的欧美各国业余拳击手，声名大噪。 　　这时，第十一届奥运会决定于1936年夏天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当时的法西斯头目希特勒为捞取政治资本、迷惑人心，宣布出任这届奥运会总裁判，李哈特博士则担任奥运会主席。蒋介石政权出于粉饰太平的需要，决定参加这届奥运会，并在国内大肆宣传，组建“中华民国体育代表团”。在拳击这个项目上，国内体育界几乎找不到比较有实力的运动员组队参赛，但教育部长王正廷、体总干事沈嗣良等人又不愿放弃这一项目。这时，商震将军出面了，他表示为了替国争光，他可以出笔资金，赞助自己的三十二军拳击队代表中华民国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 　　王正廷等人不太相信这支军队拳击队的水平，但又别无他法，只好复电开封，请商震派这支拳击队来上海，先参加预选赛，以考核其实际水平。这支拳击队由王润兰、李梦华、靳贵第、靳桂4人组成。其中，王润兰、李梦华两人是河南籍，都是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 　　 　　(二) 　　 　　1936年4月4日，三十二军拳击队来到上海，他们住进申园体育会馆附属的招待所。那是普通的二层西式楼房，树木环掩，外有院墙。三十二军拳击队队员平日皆穿军便服或中山装，很少穿军官制服上街，生活起居均有带队的军训处体工科长马姓中校照管，另有一军医随队。2天后，总是放心不下的德国教练丁格尔赶来上海，与拳击队同吃同住，天天指导这4名拳击手锻炼。起初，这支拳击队并不被人们重视，甚至沪上中外体育记者很少登门采访。 　　其实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源自欧美的拳击运动已在上海开展，几年里出了些拳击好手，上海的租界较大，租界内住着欧洲各国侨民和北俄、日本侨民，拳击爱好者甚多，年年要在万国体育馆举办两届拳击比赛，对居民们也就产生影响。在圣约翰大学、两江体专、同济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还成立了一些业余拳击队，学生们练拳热情很高。杨绳祖、潘国华等拳击好手则几乎都是上述拳击队的体育专业学生，他们得到欧美侨民中的拳击教练的指导，技术较全面。 　　1933年，澳洲拳王陈汉祥应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之邀来沪，签约一年，主教拳击，吸引了更多的青年人(以学生和洋行青年职员为主)。陈汉祥，1891年出生于广东梅县，自小爱好体育，练出矫健身手。他在16岁时随家人迁居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改学习拳法，并拜当地一荷兰籍拳手为师，打下基础，只是战绩平平。经侨界高人指点，陈汉祥回到上海，拜武术家霍元甲为师，在精武会馆学习武术，学少林拳、形意拳和技击功效极强的霍氏迷踪拳，用几年时间，练出一身好功夫，遂又再练拳击，来个“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