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从“信”到“霸”变革者悲剧.docVIP

商鞅从“信”到“霸”变革者悲剧 　　战国中期,上天赐予了秦国一次伟大的机会,发生了一场伟大的变革――商鞅变法。司马光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资治通鉴》当然不会落下这次记载。 　　但是,对于这一伟大事件的记载和评论,司马光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没有纠缠于对变法具体内容去做分析,也没有对变法本身妄加评判。面对历史留下来的资料,他的叙述聚焦在三点: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变法?变法的过程有多么艰难?变法名垂青史,但变法者最后为什么却五马分尸? 　　公元前361年,秦国年仅21岁的国君渠梁即位了,他就是那位起用商鞅变法而把秦国推向强盛之路的秦孝公。 　　商鞅变法在秦国准备了五六年才开始实施,变法措施也是分两个步骤向下推行的。这已可见过程之艰难而谨慎了。司马光叙述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卫鞅就是商鞅。他在众人的反对下对秦孝公说了这样一段话:民众不可与他们商议开创事业的计划,而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谈论至高德性的人与凡夫俗子是没有共同语言的,要成就大业就不能去与众人谋划。所以圣贤之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拘泥和遵循旧的传统――这后一句,正是商鞅变法的纲领:“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坚决反对变法的士大夫甘龙却争辩说:不然,缘法而治,官吏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定不乱。因为甘龙的政治信仰是: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 　　卫鞅反驳:常人安于旧俗,学者限于所知。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们探讨老规矩之外开创大业的事情。聪明的人制定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能因循而动,贤德的人因时更礼,无能的人才死守成法。 　　秦孝公说:“善!”叫停争论。公元前359年29岁的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制定和推行变法。左庶长,就是将军。既是官职,也是爵位,可以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甘龙在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执政时就是左庶长,如今商鞅来了,秦孝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左庶长之位给了商鞅,让他掌控变法实权。 　　商鞅虽然握权在手,但仍然不能说明他就有了摆布大局的实力和威信。法令详细制定出来后,商鞅并没有立刻公布,而是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了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如果有人能把它移???北门,就赏给十金,后来又加到五十金。终于有人想尝试一下了,便把木杆运到了北门,结果真的得到了五十金的重赏。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 　　有学者研究,法令正式开始实施是在公元前356年。变法颁布一年后,数以千计的秦国百姓就纷纷来控诉新法。恰在此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商鞅的态度十分坚决:“法之不行,自上犯下。”但毕竟不能对太子动刑,便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施刑,在另一位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以示惩戒。从此,秦人都小心翼翼地遵从法令了,法令实行的十多年里,秦国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 　　这时,那些议论过新法是制造麻烦的人也回过头来说新法好了。但商鞅却依然断定:这都是些乱法刁民!于是居然把他们流放边疆!以后就真没有人再议论法令的是非了――从此,这位变革者表面上没有了敌人,实质上也没有了朋友。 　　变法坚持了18年。历史的无情还是让后人看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一命呜呼后,变法立刻遭到了致命的阻击,商鞅本人在逃亡被捕遭斩杀后,更被车裂分尸,令人扼腕。 　　商鞅变法到底做了什么“出格”的事?竟引来如此愤懑? 　　相比较而言,秦国是战国时代最为锐意进取的国家。为了整肃社会秩序,它开始设置“县”一级行政组织,并将人民严格编制,互相监督,犯法连坐。这大大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法令一贯到底。秦国奉行强本抑末的经济政策,废除旧有的“井田制”,打破土地疆界,奖励农耕。凡致力于本业,能够多多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的人,免除他们的赋税,反之则全家没为国家的奴隶,这使秦国能够快速地积累起财富。而在战场上,鼓励平民每个人都可以建功立业,去获得上等爵位、田地房宅、奴仆侍女、衣饰器物。王亲国戚没有获得军功的,就不能享有宗族的地位。秦国从底层培养起了国家的新生代势力,从战争中收回了过去被周边他国夺去的土地,并迁都咸阳,为后来更大规模的讨伐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商鞅变法是那个时代时间最长,对旧制度、旧贵族势力扫荡最坚决的一次,这在东方六国望尘莫及。 　　但是当商鞅问赵良: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相比,怎样?赵良却坦然回答:大家都唯唯诺诺,就让我直言相告吧。百里奚原来是楚国的乡野之人,穆公把他从卑贱的地位提拔到万民之上。他在秦国相位六七年,曾讨伐过郑国,也为晋国扶立了国君,又救楚国于危难之中。这都是他干的大事。他劳累了也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伞盖。他在国中视察,从没有前呼后拥的架势,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他死的时候,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遵守丧礼。再来看看你,以结交主上的宠幸心腹为进身之途,待掌权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