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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管理台湾经验 　　若要对过去有所批评，或许只能说当时实在是太理想化，画了太多大饼。若要说遗憾，那就是当年过于理想化的现象到了民进党执政阶段仍没有太多改变，照画大饼不误。因此，我建议四川灾后重建，还是以务实为要，太漂亮的话不需要讲太多。 　　 　　救灾总动员 　　 　　1999年9月21日凌晨，台湾南投县集集镇发生7.3级大地震，死亡2455人，失踪50人，重伤755人，受灾损失约占台湾GDP的5％。此时，台湾的政党轮替还未发生，“总统”李登辉在上午9时坐直升机去灾区，正式拉开了长达两周的救灾总动员的序幕。 　　当天下午5时，“行政院”在院长萧万长凌晨发出的9项指示基础上，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了15项措施，包括向每名死者家属发放50万元抚恤金；“中央银行”提拨1000亿元，供银行办理灾民重建紧急融资；受灾户原有房屋担保借款部分，本金展延5年。第二天，李登辉宣布成立“9?21地震救灾督导中心”，指定“副总统”连战为召集人。“行政院农委会”宣布提拨30亿元供受灾单位低利贷款复建。第三天，“中央政府”拨交地方政府第一批慰问金及救灾款项50亿元。第四天，陆军总部开设16个营区收容所，提供灾区民众食宿及医疗照顾，并协寻离散亲人。以上可以说是以稳定人心为诉求的救灾第一阶段。 　　 　　第六天起，“总统府”指示成立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由萧万长担任主任委员，第七天又成立灾后重建民间咨询团与各乡镇市灾后重建小组，将工作重点引向了灾后重建。“行政院劳委会”也作出决议，凡受灾事业单位或劳工，即日起劳保保费等5项劳工基金可在6个月内缓缴，并不计算滞纳金利息。第九天，“劳委会”又表示，凡是受灾劳工，每月均得请领相当于基本工资的临时工作津贴，每户最多得领4名最长得补助6个月。“农委会”则宣布，受灾农渔民可申请年利率3％的低利贷款从事复建+最高贷款金额为300万元。 　　第十天起，恢复正常生活和教学秩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教育部长”宣布，将斥资2亿多元，在灾区兴建1260间简易教室。次日“央行”同意提拨500亿元，以年息3％的低利融资出助受灾的中小企业，贷款期限7年。第12天，萧万长宣布政府兴??的组合屋坪数由原设计之8坪增为12坪(1坪=3.3058平方米)，增加建筑面积是为了让住的人能觉得温馨、受到尊重，让他们以简易屋为出发点，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旅程。 　　第14天，萧万长宣示，所有重建工作将分三个阶段在灾后5年内完成，并新成立了“9?21赈灾民间捐款基金管理委员会”，由“总统府”资政辜振甫担任主任委员。我当时在台湾大学生物产业机电工程系任教，有幸被委任为该基金会执行长。 　　 　　丢开官方包袱 　　 　　财团法人“9?21震灾重建基金会”(下称基金会)是“行政院”为统台运用民间捐款，在官自方“行政院，9?21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下称“重建会”)外，邀请社会人士与相关单位组成的组织。由于基金会的组织章程是由“行政院”拟定，章程的大幅度变动也必须经过“行政院”函文指示，加上董、监事皆由行政院聘任，因此还是常常被认为是“半官方”单位，不过从重建计划的内容与推动方式来看，基金会应该是一个没有官方包袱的“半官方”单位。 　　在历经9年、参与设计并跟进10个重建方案的过程中，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超过10人。其中，我本人在台湾大学上课并领取薪水，在基金会中，我仅领取车马费，只有八九人呢靠基金会的薪水生活。事实上，在9?21基金会和“全国民间灾后重建联盟”里有很多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台湾，知识分子参与及关怀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几乎就是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过程。 　　至于基金会与“行政院重建会”的关系，两者虽然规模不对等，却保持着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而在地方政府部分，基金会与地方首长、政府官员通过电话直接沟通，也维持了良好的互动。如在补助弱势灾户重建方案中，为了避免地方政府直接面对审查补助资格的压力，我们就把“决审”责任扛下来，但事实上是地方政府在“决审”。这样一来，不仅尊重体制，还可让地方政府乐于配合基金会所推动的重建方案。 　　相对而言，民间团体在运用民间捐款时比政府部门来得有弹性，但稽核制度却无法像政府部门那么严谨，而必须靠主事者、理(董)事与监事等的内部约束与外聘会计师的查核机制，以及公开而透明的责信程序来累积社会公信力。一旦被外界质疑，这个民间团体就只好从社会上消失。同理，民间团体既然拥有相对于政府部门的弹性优势，若无法在效率上有所表现的话，就无法取得捐款的继续支持或政府部门的经费帮助，自然无法在社会上生存。从这个游戏规则出发，9?21基金会一直蹦“来自民间、资助民间、协助政府”、“议题导向，主动规划”、“透明效率、落实重建”等原则为坐标，并透过网站对外公布业务内容与捐款流向。而由许多民间团体发起，为监督震灾捐款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