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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以建交曲折历程 　　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这个重大行动不仅结束了中以两国长达40多年没有外交关系的历史，而且使中国同中东这一敏感而重要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和以色列就已经相互承认，两国关系经历了渐进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以关系的冷热不是出于双方自身，双方没有任何直接利害冲突，而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奉行扩张政策，中国坚持支持阿拉伯人民正义事业的立场。可以说，中以两国发展关系的历程，就是中国根据以色列对中东问题的态度和阿以关系的变化，逐步调整和完善对以政策的过程。 　　 　　早就相互承认 　　 　　20世纪50年代，中以曾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早一年建国的以色列刚进行了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虽然打赢了这场战争，但仍然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处境很困难。为了摆脱困境，以色列需要拓展对外关系。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是一个潜在大国，应与之发展友好关系。 　　1950年1月9日，适逢新中国诞生100天，以色列外长夏里特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以色列“承认您的政府为中国合法政权”。这样，以色列成为继缅甸、锡兰、巴基斯坦、英国和挪威之后，第六个承认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1月16日，周恩来回电表示感谢。 　　中国政府考虑到以色列已承认中国，而且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同以色列开展贸易有利于打破美国的禁运，决定就建交问题同以色列进行接触。 　　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会见了以色列驻缅甸公使哈科恩，邀请他访华。但是，以色列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后来一度出任总理的外长夏里特不同意本?古里安的意见，主张应更多考虑美国的态度，“谨慎从事”。因此，以色列的态度出现了反复。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以色列在联合国先后支持美国关于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和暂不审议中国代表权的提案。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夏里特出任以色列总理，批示外交部“不能迅速”同中国建交，但可保持外交官之间的接触。因此，1955年1月，哈科恩访华时，没有同中方讨论建交问题。双方签订的贸易关系协议书只提到，希望中国派商业代表团访问以色列。随后，哈科恩又告知中方：“在讨论建交以前，请中方派一代表团访问以色列。”显然，以色列采取拖延的态度。中方对以方的邀请没有给予回应。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即将召开。以色列作为亚洲国家，被排斥在会议之外。它担心孤立，于4月29日匆忙通知中国外交部，希望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为时已晚。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决定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共同推动会议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权利”的决议，将以色列视为反对对象。 　　 　　关系一度冻结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以关系冻结。 　　在此期间，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国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斗争看作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予以坚决支持。1956年，中国支持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反对英、法和以色列侵略的斗争。1967年“六五战争”爆发后，中国谴责以色列的扩张行径，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美、以侵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赞赏巴勒斯坦人民以武装斗争作为争取解放的主要斗争形式。 　　中国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后，极“左”思潮一度干扰外交工作，原已冰冷的中以关系“雪上加霜”。当时，以色列已在一些场合发出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尤其在联合国大会讨论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时，以色列多次对美国阻挠将中国代表权列入大会议程的提案投了弃权票。1971年10月，以色列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驱逐台湾代表的提案。但是，中国当时的做法是不同以色列发生任何关系，不直接通商、通邮，对以色列政府发来的电文拒收并退回。 　　 　　中国逐步调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以民间来往逐渐增加。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几件大事：一件是埃及和以色列开始和谈。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1979年，埃以签订和约，正式建交。它开始突破阿以之间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出现了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阿以争端的新趋向。另一件是1982年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其中提到要求保证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和平。实际上，这就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第三件是以色列总理佩雷斯表示，可以在土地换和平的基础上，同约旦、巴勒斯坦谈判。这是以色列总理第一次提出“以土地换和平”的谈判原则。在此形势下，要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阿以双方的官方人士进行着各种形式的秘密接触，以色列同非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在发展。 　　中国适时调整了对一些中东问题的态度，赞赏埃及同以色列建交是“勇敢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