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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30年改革思路逐步演进 　　纵观30年的改革史，对政治体制改革不管划分成多少具体阶段，但最应当特别重视和深刻反思的是，由于其间发生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苏东巨变所引发的大调整和大转折，使30年的改革史形成前后两个大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为第一个大阶段，大约10年。其宗旨在于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消除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十三大之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本来是要按既定的规划和蓝图积极而又稳妥地加以推进的。但谁也没有料到，在国内外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对此，究竟作出何种反映，无论对政党、国家还是个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有一种危险倾向，就是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重新回归“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路线。这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产生巨大冲击和干扰。在这样极端严峻的形势下，邓小平于1992年初，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发表了石破天惊的谈话，顶住了“左”的和“右”的特别是“左”的方面的冲击与压力，稳住了大局，坚持和捍卫了党的基本路线；不久召开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的有关思想，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停滞倒退，反而大大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但由于情况异常复杂，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部署实际上作了比较大的调整。这就形成一个大转折，构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个大的阶段，大约20年。 　　这一调整和转折最为实质的是，使改革的主要指向和重心发生了转移：从消除“总病根”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转向完善那些好的或比较好的原有体制，如人大制度和多党合作制等，或者说，由“攻坚战”转变为“外围战”。大家知道，像人大制度等体制，总的来说是适合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本性和要求(人民当家作主)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因而必须加以坚持，只不过还有不完善之处，需要在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而已。而作为原有政治体制之“总病根”的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则是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体制相悖的，也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悖的，迟早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予以革命性的变革。 　　面对那样严峻而复杂的形势，在一定时期，作一定的调整，是有其客观合理性的，是完全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明智的。然而，这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理想之举，而且也只应该限于一定时期。然而，这个时期拖延得太长，延误了政治体制改革。如果长此以往，不作“再调整”，不能重新回到从根本上解决原有体制“总病根”的问题上来，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由此引发的许多经济社会问题也必然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 　　事实上，改革的“大调整”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边缘化”以及严重滞后。这种“边缘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外围化”或“表层化”，即从核心向外围转移。那次调整本身就意味着由“中心”向“外围”转移。由于未能及时再调整过来，而导致“外围化”的趋势得以蔓延，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又一个台阶地上，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战”，两者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大。 　　二是“下移化”或“基层化”。除机构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以外，几乎所有政治体制改革试点，都是在往下转移，至多只到县(市)一级为止。如：“公推直选”一般只限于乡村至多到少数乡镇；党代会常任制改革试点也长期限于县、市一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几乎都把最高层除外。 　　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纵横交错的庞大党政权力系统，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尽相同，它的基本路径应该自上而下，至少应该以自上而下为主，辅之以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和互动。政治体制改革单独从下面某一个层次启动，是难以取得预期成效的。 　　三是“融解化”。长期以来，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寓于”或“融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或“之内”；把政治体制改革当作经济体制改革的“搭配”来对待。还有名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和专著，实际上却只限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几乎没有多少真正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 　　总之，如此边缘化下去，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问题，不但不能解决，反而会更加严重。其突出地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党委包办并干涉太多，“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党管一切”、“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大有日益强化之势。 　　二是一些地方党内书记权力太大、太多，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在实质上”存在着日益严重的趋势。 　　党中央虽然一再反对个人说了算，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由于党内民主不充分，民主制度不健全，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因而党内领导者个人集权的问题仍然严重。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就是，邓小平所概括的“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这一痼疾，依然如故，甚至还在加剧。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在实际推进上严重滞后，远不能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