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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与中国第一次技术合作 　　1920年6月29日,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每年9月举行一次常年大会。常年大会设立6个专门委员会,分别审议国联的6种问题:第一委员会负责审议政治问题,第二委员会负责审议经济问题,第三委员会负责审议法律问题,第四委员会负责预算及行政问题,第五委员会负责社会及人道问题,第六委员会负责委任统治地问题。每年开常年大会时,每个会员国要有一名代表参加一个专门委员会,至少要去一个秘书参加专门委员会的会议。 　　1932年国联召开常年大会前,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先开团务会议,请大家各自选一个委员会参加。由于预算问题十分复杂,当时没有人愿以秘书身份去第四委员会。代表团随员宋选铨见无人愿去,便说:“你们嫌预算工作复杂,我去。”于是,宋选铨便以秘书名义,随我国代表罗忠贻公使出席国联第四委员会的会议。 　　因十几个国家多年拖欠国联会费,致使国联预算难以处理,第四委员会便另设立一个欠费分委员会,专门讨论欠费问题。当时,中国是拖欠会费最多的国家,原因是国联成立时,中国出席大会的代表以为多承担一点会费便多有一点面子,在国联里好说话,根本没想到那时中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政府财力不济。从1921年到1932年,12年间中国共拖欠国联会费960万瑞士法郎,约合960万银圆。在欠费国家中,中国拖欠的时间最长,数目最大。 　　欠费委员会开会时,罗忠贻代表带着宋选铨去参加。宋选铨听到各国代表的指责,心里非常难受。当日本代表和许多国家代表说拖欠会费达两年以上的国家应该取消其在国联各机构的投票权时,罗忠贻竭力辩护:“一个会员国拖欠会费,总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国联是个讲正义的机构,不能只讲钱。假若专门讲钱,那便可将国联公开拍卖,出最高价钱的国家便可把他买去。”欠费分委员会只好形成一个议决案,促使拖欠会费的国家从速偿清欠费。 会后,宋选铨将会议的实际情况写成一个详细报告,送呈外交部。 　　当时,中国正为中日争端需要依赖国联帮忙,外交部将此情况和财政部会商时,财政部长宋子文非常重视,马上和国联秘书处的代表商定:中国历年积欠???联的960万瑞士法郎会费,从1933年起分20年还清,每年偿还48万瑞士法郎。双方谅解,将此款作为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经费。 　　1933年7月18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中国政府的建议,由理事会任命一个官员充任国联与中国经济建设委员会联络员,每年派遣大批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经济建设。 　　其实,早在1931年5月初中国经济建设委员会成立时就已通知国联理事会,说中国希望得到国联技术机构的帮助,以便执行其建设计划。理事会就于当年5月19日通过此项请求,由国联卫生机构派遣一些专家到中国卫生署作临时使命:国联智育互助机构派遣一个教育专家委员会到中国研究教育现状。教育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们回去后写了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之改造》的报告;国联智育互助机构也介绍欧洲的3个教授到南京中央大学讲学。接着,国联的运输机构及财政、经济机关也派专家数人到中国作临时使命。但是,以上这些活动都没有正式写进国联的法律文件。 　　1933年7月,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关系正式建立后,升任代表团三等秘书的宋选铨一直负责管理中国代表团在国联的档案及译发来往电报,因此特别注意此项技术合作的进展情况。 　　当时,中国报纸对国联与我国技术合作一事大肆宣传,但究竟花了多少经费却无人注意,也无人了解。宋选铨阅读国联秘书长1933年国联决算报告时,得悉在该年度预算上规定我国偿还的48万瑞士法郎,实际上只用去19万多一点,尚余28万多瑞士法郎没有用。但依照国联预算执行的实际情况,上年预算各项剩余之款,不能留作下年预算之用。换言之,下一年的经济合作费仍为48万瑞士法郎,且不能将上年剩余的28万多瑞士法郎加入。因此,宋选铨认为已列入预算的余款28万多瑞士法郎未得到利用实在可惜。 　　1934年召开国联常年大会时,中国首席代表为驻法大使顾维均,宋选铨便向他汇报了此事,建议利用此款由中国每年派若干专家经国联介绍到欧洲及美国考察,以培养中国专家。顾维均代表表示赞成,嘱咐宋选铨将此事速告外交部,宋选铨即遵照办理。 　　依照历年习惯,每年常年大会后,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办事处须将大会讨论重要问题的经过及结果写成一个总报告,和6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一起呈报外交部。这一年第四委员会的报告由宋选铨执笔,他便将关于技术合作已获得顾大使赞成的意见及其他事项一并写入,呈请外交部核示。 　　但是过了一年,外交部没有任何表不。 　　1935年国联召开常年大会时,中国首席代表为驻英大使郭泰祺。郭泰祺最热心的是中国竞选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一席。开始他以为此事很容易,竞选一定能够成功,没有听取宋选铨关于竞选不会成功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