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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党代会常任制实践需要关注几个问题 　　作为党内根本政治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织载体与制度载体，是党代会常任制制度生长的政治逻辑和发展空间。当前，实质意义的党代会常任制实践正处于一个当口。尽管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继续试行党代会常任制，但目前试点总体态势不容乐观，发展也不平衡。一些地方的实践正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状态。有的地方甚至把常任制试点当作少数人联合攻关的政绩工程；有的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两张皮”因而得不到基层群众的认同；党代表对党内重大事项的知情参与决策权行使还有荣誉性安排的痕迹；形式主义仍有较大的市场。非理性的实践现状导致人们对党代会常任制实践本身的困惑、怀疑甚至否定，又进而加剧了操作层面的非理性。究竟怎样才能走出地方党代会常任制实践探索中的困境？ 　　 　　一、党代会常任制价值取向――置于政党政治、现代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框架下探讨发展党内民主的体制性改革 　　党代会常任制实践首先存在一个科学理念、价值取向的正本清源问题。 　　 　　关于党代会常任制的价值取向，即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当今主要有三种倾向。一是把它仅仅定位为发扬党内民主的一种手段，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党代会常任制被当作一种地方党组织甚至个别同志的工具。其结果，不但造成党内民主的庸俗化，而且引起基层党员群众对发展党内民主，以发展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的冷漠。这种倾向虽然实践层面还有一定的市场，但随着理论上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其负面影响逐渐缩减。 　　较多的情形是持第二种价值取向。把党代会常任制的初衷定位为加强党的领导，或者说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进而被演绎为怎样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这种在党代会常任制实践中坚持党的意识、党员意识是难能可贵的。问题在于，一些地方“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的操作手段不当，无益于甚至损害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目标。殊不知，我们曾做过很多为加强领导却削弱了领导的事情。原因主要在于，领导超大型国度现代化的高度集权体制的执政党机关具有通过高度集中加强??的领导的倾向性，导致越发扬党内民主越高度集权。结果往往是，党内民主游离于制度和法律的框架，无序的民主秩序只能导致党和国家、社会的灾难。 　　第三种认识是把党代会常任制实践置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大视野中考察，把这项实践当作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的体制性改革。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新命题，拓展了十六大提出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论断，有利于避免传统的仅以政党政治为参照系推进党内民主的套路。人们开始在国家和社会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党内民主和党代会常任制，从而拓展了人们既定的认识发展党内民主的空间。 　　落实第三种价值取向，需要在党代会常任制中，着眼于构建保障党代表和党员群众权利的体制、机制和配套制度，尽快改变一些地方盛行的少数领导成为联合攻关的导演和演员的现象，告别运动式、花架子的“做秀”。县（市、区）一级的党代会常任制，必须构建科学的专门领导机构和相应的合理机制，保证党代会年会制度和党代表任期制度的贯彻落实，保证同级党代会真正行使同级党组织最高权威。 　　 　　二、党代会常任制路径依赖――让党员主体地位替代传统的领导本位和组织本位 　　 　　党内生活中为什么浓厚地存在以领导本位和组织本位来代替党员主体地位的状况？党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党员是党的主人，理应成为党内生活、党内权力、党内监督和发展党内民主的主体。一些同志认为，既然需要“发挥”党内民主的积极性，那么，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就自然充当“发挥”的主体，进而变成了实践的主体，由此导致普通党员很难在发展党内民主中体现其作用。当然，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民主素质及民主作风在发展党内民主中的作用不应被低估，但它毕竟不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途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在发展党内民主中的“主导”作用，演变成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既有我们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和“党内民主不足”的历史原因，也有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领导现代民主能力不强的现实原因；有政党高度集权的体制性原因，也有基层党员群众民主素养培育不够的客观环境。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以党内文献形式提出尊重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这就为我们廓清了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实际工作中的迷雾，标志着我们党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基本思路上正由传统的义务本位、组织本位和领导本位，向强调党员本位、党员主体的有力调适。 　　20年来，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单位的选择，如浙江椒江、四川雅安雨城、湖北罗田、湖北宜都以及广东惠州、深圳宝安、阳东等单位，之所以被上级党委选定为试点单位，一条共同的因素是，主要考虑试点单位党的主要负责人的思想素质和工作作风以及班子整体水准。试点和试行时期，这种组织主导和领导主导是非常必要的。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