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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解决我省“三农”问题根本途径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恩格斯在100多年前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无疑是经济繁荣的象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抓手。最近，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栗战书指出：“推进城镇化主要解决的不是城市问题，而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一语道破了城与乡的关系、城镇化问题与“三农”问题的关系，为加快贵州城镇化步伐、最终破解“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创新思路，跳出农村抓农村工作，跳出农业抓农业发展找到了办法。 　　 　　根本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 　　 　　贵州要在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奋斗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贵州的全面小康；没有农村的跨越，就没有贵州的跨越。因此，必须下大力气解决“三农”问题。对“三农”问题，有人归结为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制约等等。但从“三农”内部看，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不好解决甚至无法解决。 　　数据显示，2009年，我省三次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依次为14.2%、37.9%、47.9%，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省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依次为70.03%、9.85%、20.12%。这说明，占全省劳动力70.03%的农村劳动力仅仅创造了14.2%的GDP，农业产业增加值构成与从业人员构成严重背离。这里面固然有农业生产率低、规模效益不够等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闲置。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的结果，是数量很大的农民瓜分份额较小的农村资源，而农民又不得不把土地等生产资料看作必须紧紧攥在手心的命根子。这就禁锢了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整合，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推进，最终也束缚了农民自身的发展，造成大家一起受穷、守穷的尴??局面。近年来，我省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成绩很大，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2009年全省贫困人口仍然高达555.3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5.4%，贵州仍然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可见，“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根本问题。要提升农业、富裕农民、发展农村，必须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根本途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底有多少呢？在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以及他们创造的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都是2％左右，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与其创造的经济值基本一致。如果把农业生产率提高到美国的水平，我省2322.46万就业人员中只要有46.45万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就够了。考虑到我省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按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10％计算，最多232.25万人也就足够了。而2009年，我省农业就业人数为1626.40万人，这就意味着我省农业要均衡发展，必须从农村至少转移出1394.15万人的剩余劳动力。 　　这些人要转移到哪里去？很明显，只能通过加快城镇化步伐，吸引农民进入城镇居住和生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为我们勾勒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为什么说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呢？原因有三：第一，城镇化提高农民生活品质。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即使土地回报率很高，收入总量也难以有较大增长。加快城镇化，鼓励部分农民进城寻找就业门路，通过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谋取收入，可以让他们获取较理想的经济收益；继续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由于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提高，其劳动力的产值也相应提高，收入相应增长。此外，更多的农民到城镇居住，有利于传播城镇文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第二，城镇化提升农业发展水平。一直以来，农村特别是后发展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模式严重阻碍了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脱离农业和农村，这就使有限的土地集中到少数能人大户手中成为可能，从而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同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将会增大，对品质的要求将会提高，从而促使农业生产扩大和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城镇的信息、技术、服务体系，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促进农业增产增效。第三，城镇化带动农村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镇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城镇对乡村的集聚、辐射和带动效应也不断增大，这就促使农村人口迅速向城镇集聚，城镇的现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