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叙事”的美学话语建构与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docVIP

“晚明叙事”的美学话语建构与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 引言 “叙事”指对某个研究对象的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它包括选择对象、组合相关材料，呈现研究对象，并赋予其价值与意义。面对相同的历史与人物，叙述者往往出现迥异的叙事重心及价值判断。研究、阐释、评价晚明并赋予它历史意义的工作就是晚明叙事。“晚明”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时期概念。按三分法，明代被分成弘正以前、正嘉之间和隆万以后三期，《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盖弘正以前之学者，唯以笃实为宗，至正嘉之间，乃始师心求异；??隆万以后，??决裂四出矣。”按两分法分为正嘉以前和隆万以后，认为“自嘉靖以后，开国敦庞之气日远日漓，士大夫怙权营贿，风尚日偷。” 后人大都遵循此律，将明代自隆庆、万历两朝后风气渐变时期称为“晚明”。本文主要以李贽、公安三袁等为主将的所谓“晚明文学革新思潮”为论述焦点，故把“晚明”界定为嘉靖中期至崇祯亡。 在本文的撰写语境中，“晚明”有别于“明末”：明末主要指是崇祯朝及南明四朝。将二者相区分，是因为天启以后有不少士人对嘉靖中期以后的社会变化总结反思，明末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晚明叙事”话语，这套话语深刻影响了清人的观点立场，从话语上区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晚明叙事。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国学界憎恶李贽等泰州士人“恃才妄诞”、鄙夷公安竟陵之流“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但“五四”以后的叙述者往往称颂李贽“战斗革命”精神、心悦诚服于公安竟陵的“独抒性灵”。叙事差异的转折点在哪里？纵向梳理，这个转折点的始恿者就是胡适与周作人的叙事策略。 胡适根据西方的学术规则提出白话文学的必然性和进步性，建构了新的、“活的”文学史谱系，将晚明散文和小说，尤其是公安竟陵派纳入了这条新的学术谱系中。胡适最早论述了“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传统渊源，也最早提出公安三袁有着“先进”的文学观，决定性地影响了现代社会对晚明思想/文学的研究视角和叙述焦点。虽然胡适对晚明美学精神有新的价值判断，但他并没有认可公安竟陵的文学创作本身。真正让公安和竟陵派???现美学魅力的是周作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周作人经过自我反思和批判，赋予晚明散文以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审美解放”意义，完成了“晚明叙事”的美学话语转型。 梳理周氏的“晚明”叙事需从三个方面进行：1、从理解周氏的总体文学观念为背景，探究晚明文学为何被他关注和言说；2、周氏具体如何叙述晚明文学；3、分析周氏的晚明叙事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张力与意义，尤其是对理解所谓“审美现代性”启示所在。以下三节内容分别对之逐一论述。 一 “晚明”及“晚明文学”为何被周作人关注和言说？这个问题要置于他的文学观念中来理解。提出“纯文学”、“人的文学”等主张，但又不断对之进行反思和纠偏，这正是他去关注“晚明”的前提之一。 在19、20世纪的交替时期，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纯文学”和美学观念深远影响了包括王国维、周氏兄弟等在内的一代学人。早在1908年，22岁的周作人就撰写了反映自己早期文学观念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这篇文章以现代西方文学观为参照，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学观的批判和对新文学观的建构：批判传统文学“宗经原道”的功能，渴望建构类似西方“美学”一样的纯文学领域。周氏以“纯文学”观来排斥传统文学以功利为目的，认为其“实利之祸吾中国，既千百年矣”。进而，他认为即使现代有了文学革新意识，但以功利主义目的文学观并没有被反省和革新：“海内之士震于西欧国势之盛，又相牵率，竞言维新，图报国矣。其言非不甚美，然夷考其实，又不外实利之遗宗，辗转未尝蜕古也。” 为 了批判文学的“旧”意识，周氏提出新的纯文学话语必须满足四个条件：1、形成文字文本（排除礼仪文、无句读之文）；2、必须与学术性文章相区别（排除了以说理、考证为主的专业性文章）；3、必须关涉人生和思想（对“过宗美论、为主词藻”的纠偏）；4、必须具有美感，具有深思（ideal）、能感性（impassioned），有美致（aritistic）。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区分“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定义框架： 夫文章一语，虽总括文、诗，而其间实分两部。一为纯文章，或名之曰诗，而又分之为二：曰吟式诗，中含诗赋、词曲、传奇、韵文也；曰读式诗，为说部之类，散文也。其他书记论状诸属，自为一别，皆杂文章也。 “文学”既不能过于宽泛，不能浸入哲学和史学等领域，不能成为功能主义文学观；同时应该涵盖散文、小说体裁，即所谓“夫小说者，文章也，亦艺术也”。包括了散文在内的“纯文章”之所以“纯”，乃因为有相对的“杂”，“杂”则是那些传统功利主义文学。只有排除“传统”的功利因素，“纯文学”才能保证“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因此，散文价值在于能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