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 第七天 余华《第七天》：杰作还是败笔？.docVIP

余华 第七天 余华《第七天》：杰作还是败笔？ 作家余华 高尚的现实主义书写 王陌尘 转型：对话活生生的现实 余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作品《一九八六》、《现实一种》等，同崔健的摇滚《一无所有》一样，面对一个刚卷起假面一角的时代，混合着激奋、质疑、探寻、敌视等青春情绪，以挑战者的先锋姿态发出新鲜的吼声。1991年，余华以一本关于成长记忆的长篇《呼喊与细雨》向青春的个人化书写告别。余华自问：“我如何写出我越来越热爱的活生生来？”和许多渴望站到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的最前沿并与之对话的先锋作家一样，余华怀着对现实的迷恋开始了他的转型。 似乎从步入新的写作旅程开始，余华就理念清晰：“我的工作就是让现代叙述中的技巧，来帮助我达到写实的辉煌。”1992年、1995年他的两部长篇力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果然让写实文学耳目一新。可是2005年、2006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兄弟》的水准却一落千丈，混乱的价值判断、平庸的现场描述、拉杂的词语铺陈……在重大历史叙事面前表现出令人难过的力不从心。 时隔七年，余华必威体育精装版长篇《第七天》一面世就产生巨大争议，读完后掩卷自思，这部将现实冲击得天崩地陷的作品何以被一些读者骂得一无是处？我想这多半是快餐式阅读造成的浮华想象期待损伤了一些人的审美感受。可以断言，2013年将是“余华年”，虽然今年仍是长篇创作的丰收年，但只有《第七天》能对现实背水一战，把一个群体放置在“死无葬身之地”。 苦难：叙述力量的支撑点 苦难是余华直面现实时捕捉到的最活跃的生存因子。和先锋时期作品中总用疯狂、自杀、杀人表现绝望不同，从《活着》开始，苦难始终在绝望的边缘焕发出人性之光。当家珍对害死自己儿子的仇人春生喊：“春生，你要活着”时，人性的善良与宽容将苦难提升为一种精神的炼狱。《第七天》中，同样是苦难在生与死之间搭建了一条自由叙述的通道，不过这次生的世界是全然的黑暗，只有死的世界才露出悲怆的笑容。 《活着》的深刻，在于苦难成就了生者的哲学：只要能活着，不管多苦、多难也要忍受；《兄弟》的轻浮，在于苦难被嬉皮精神冲刷净尽——李光头的记忆中只剩女人的屁股，忘记了父亲被虐杀时弥漫的血光。而《第七天》寒冷得令人战栗，却在于苦难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 生者世界的反人性罪恶制造了众多的露尸荒野者：死于车祸的妈妈、得癌症没钱医治的爸爸、被当作医疗垃圾的婴儿、房屋强拆时被压死的夫妻、商场大火中被烧死后瞒报的人群、被当作杀人犯枪毙的青年……他们只能在苦难中自我悼念，默然承受：“宽广的沉默里暗暗涌动千言万语，那是很多的卑微人生在自我诉说。” 对死亡的敬畏、对死者的尊重是人类对生命价值确认的起码体现，也是人类社会的宗教精神、文化理想和道德伦理生成的起点。第七天是安息日，也是亡者得到神的祝福的日子，可对这些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来说，生命的价值为零。他们要承受生者与死者两个世界的双重苦难。在生的世界，他们被人性的自私、冷漠、残忍杀害；在死者的世界，他们更像《祝福》中的祥林嫂陷入不能生又不敢死的生存困境一样，陷入渴望安息又永无归宿的死亡困境。 叙事：平淡中的悲喜交集 “我”——杨飞——一个死者，也是一个没有墓地的永生者，从死亡的第一天起，便在两个世界里寻找自己曾经的爱人李青和父亲杨金彪。 “便宜货”杨飞和美女李青短暂的婚姻是当下社会的平常事件。能将一个连故事都算不上的事件通过穿越生死的叙述转化成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这是余华娴熟的叙事技巧和奇特想象力的幸运结合。 余华对细节的把握是敏感而准确的，在相似细节的反复叠加中，所有不经意的叙述便由小溪汇聚为情感的汪洋。“我”穿着胸口绣有“李青”两个字的殓衣就是一个被不断强化的细节。死亡第一天，“我”为自己净身，穿上这件当作殓衣的睡衣。遇到死去的李青后，她一眼看到衣服上的名字，帮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我”整容。一件熟悉的衣服把两个长久分离的人拉到了一起。 在生活化的叙述中不露痕迹地插入戏剧化的场景，以一个点的沸腾带动整个故事进入出人意料的情感氛围，是《第七天》常见的推动情节发展的方式。杨飞在饭馆吃饭看到报纸上李青自杀消息时的场景，如同置身于炮火连天的战场——饭馆轰然爆炸的声音、纷乱逃亡的人群、四处弥漫的浓烟……置身其中的杨飞只觉得“报纸上的文字黑压压地如同布满弹孔的墙壁堵住我的眼睛”。在看到李青死亡的消息时，杨飞的灵魂已经为她殉死。杨飞死后第一天和李青不约而同来到他们生前居住的小屋，两个人坐在一起互相悼念，默然相守，“好像坐在梦里”，在永别之前重回爱的童话。这段为爱而死、死后犹爱、相遇却成永别的爱情是否比以往读到的历经三生的爱情故事更令人心碎？ 《第七天》中更令人动容的还是杨飞和杨金彪不离不弃的父子之情。余华以往的长篇总让主述人沿着命运的直线行走，故事大多结构单一。寻父是《第七天》的主要线索，儿子杨飞看起来是主述人，在寻找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