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忠德观的内在价值及其当代意义[权威资料].docVIP

子产忠德观的内在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摘要：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子产自觉奉行“忠德”信念并积极践行之。“忠”在子产思想中不仅占有重要位置，而且相对已成体系。即他把“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作为忠德的核心基点，坚持“视民如子、与人谋忠”等价值取向。当今，要继承发扬子产的忠德观，主要应立足于其爱国利民、忠于职守、真诚对待他者等“忠德”为政为人之精髓。 　　关键词：子产；忠德；内在价值；当代意义 　　B22 　　ADOI：10.3963/j.issn2016.05.0033 　　作为道德范畴的“忠”最早出现在春秋文献中。《左传》中出现了70处“忠”字，其中至少有5处都与郑国执政者子产有关。这其中既有子产对忠德的自觉践履，也有时人对子产“与人谋忠”的充分肯定。子产的忠不仅影响了同时代人，而且受到了后人的普遍颂扬。深入辨析子产的忠德观对研究传统忠德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忠于社稷、救世安国是子产忠德观的核心内容 　　在春秋时期，“忠”作为传统德目，其原初意义既不像后世那样固化为“三纲”之首，也没有把忠君甚至愚忠作为忠德的首要价值意蕴，而是把捍卫江山社稷作为忠德的核心价值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忠于社稷甚至要超过对君主个人的忠，忠就意味着卫社稷。“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左传?宣公十二年》）[1]605“忠，社稷之固也。”（《左传?成公二年》）[1]656“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左传?襄公十四年》）[1]920“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镇也。贼国之镇不忠。”（《国语?晋语五》）[2]399这种忠于社稷的意识在子产思想观念和为政治国的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那句“?利社稷，死生以之”（《左传?昭公四年》）[1]1248的名言道出了先秦时期社稷至上之忠德观念的时代最强音，也对后世“社稷重于君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至于韩非、史迁等战国、秦汉乃至更以后的人们把子产的“忠”定位在“忠君”上则是以后世人的观念来忖度子产思想的结果。以韩非子为例，他认为子产“忠于郑君”，并非是子产“忠”观念的实际状况，而恰恰是韩非子忠德观的体现，其体现的是中国传统忠德的重要转向。在春秋时期，“忠”是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观念而存在的，其适用范围较为广泛。而到了战国时期，“忠”观念的内容日渐集中，由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要求转变为一种具体的道德规范，由对于君臣双方的道德要求而转变为对于臣下的单方面约束[3]，忠德也就趋向于单一化的忠君。韩非子将子产的忠定位于忠君，不单纯是他对子产忠德的曲解和误读，而是他对自己忠观念的阐发。《韩非子?忠孝》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的这一说法也成为汉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思想的渊源。从这点看来，韩非子以忠君来定位子产的忠是与他自己对忠的理解密不可分的。 　　在《左传》等早期信史中，我们看不到子产忠君的直接和间接记载，而更多地是子产为了郑国的国家利益而推进的一系列“救世”之举。子产忠于社稷主要体现在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在内政方面，子产基于春秋末世郑国处于“国小而?浚?族大宠多”（《左传?襄公三十年》）[1]1147的残酷现实，为了维护郑国的社稷不被强国灭亡，顶着重重阻力推进了三项重大改革。一是“作封洫”，使得“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左传?襄公三十年》）[1]1147通过这项改革，对占田越制者加以限制，同时对开垦荒地者予以适度认可，意在通过规范土地制度而巩固国家税收制度，维护郑国宗法贵族统治的根基[4]。二是“作丘赋”。通过扩大军赋征缴范围，极大地壮大了郑国的军事实力。三是“铸刑书”。通过公布成文法，有效地规制了各阶层的权利、义务，对建立新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子产对忠观念的解读也体现在一些改革措施中。如在“作封洫”时，子产对“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充分肯定忠俭者的道德价值，并对其利益予以保护。（《左传?襄公三十年》）[1]1147当然，对忠的解读，春秋时期也是有分歧的。叔向在批评子产铸刑书时攻击的要点恰恰认为子产铸刑书与“诲人以忠”的忠德原则相悖。在批评者眼里，一旦公布成文法，必将导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的结果，进而“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左传?昭公六年》）[1是与教诲民人忠厚的为政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而事实上，子产是从维护国家社稷的大忠来考虑的。在当时郑国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公布法典使国人明晰权利义务，虽然短期可能导致争讼案件的上升，但长期看是有利于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