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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人生智慧的比较 　人类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了智慧的培养。而随着岁月的增长，当各种事物蜂拥而至时，需要思索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同时，人类在学校所获得的知识、长辈的教诲、周围各种社会影响以及自己的生活实践，使思维越来越开阔，自我建构的世界也逐渐趋于健全，人生智慧也就随之生成。反过来，生成中的人生智慧会进一步促进自我的成长。第三，智慧更是一种实践。任何理论任何思想最终都需要为人类服务，智慧更应当如此，要与现实相结合。林语堂也说过“：lsquo;现实rsquo;加lsquo;梦想rsquo;加lsquo;幽默rsquo;等于lsquo;智慧rsquo;，这样看来，智慧或最高型的思想，它的形成就是在现实的支配下，用适当的幽默感把我们的梦想或理想主义调和配合起来。”[2]他还说“：我想思想本老庄，行为崇孔孟，差为得之。”[3]这里的智慧即指主体对知识的掌握，同时也蕴含着客体适合主体的价值创造。显然，智慧与知识、聪明有着本质的差别，它肯定了人的能力，肯定了人不仅仅是静态的接受知识的机器，还是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价值倾向的动态的人。 　中西方人生智慧之比较 　自古至今，中西方有关人生智慧的学说非常之多，包括方方面面。这里主要通过西方现象学中“悬搁”理论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虚静”“忘外”学说作一比较，以探讨中西方对智慧的追求的本质。西方智慧哲学中的“悬搁”或搁置，意指“悬搁一切判断”，对一切已经给予的东西都表示怀疑。对此，胡塞尔还有一个更为形象的说法，叫“加括号”[4]，即在获得新知识时通过把古往今来的思想观点和科学知识放进括号里，储存但并不对此加以任何自我评论。这样做还可以防止转移论题，杜绝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运用未经认真审查的间接知识。概而言之，“悬搁”的关键就在于，它为我们在考察一件新事物时，提供一个全新的态度和方式，给我们充分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又是有限制的，即在考虑问题时，要搁置原有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回”到事物的本身。无论是在学习、工作还是在生活上，我们要具备“悬搁”的理论来提高自己的理性自觉，即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要把先前的一些惯有观点、思维模式以及生活中的各种繁杂琐碎之事搁置在一边，用括号括起来。中国古代哲学提倡“虚静”“忘外”的思想境界。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认为“虚”是一种空虚的心理状态，心若止水，心中没有任何杂念。“静”是指让心灵静下来，是一种清净静止的状态。即虚室生白!庄子指出通过“心斋”与“坐忘”的方法就能达到“致虚极，守静笃”[5]的思想境界。在他们看来人要达到“虚静”“忘外”的境界必须以无知、无欲、无求的心态去感受世间的万物达至物我一体、真正“物化”的状态，从而才能真正地体会、认识、理解世间一切事物，最终才能获得一种内在的自由并以审美的眼光去欣赏这个世界。这样才能不被先前的一些惯有观点所牵绊，也不会被自己现有的思维模式所套住，更不会被纷乱复杂的外界所影响。如此才能做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学习和以新的视角、富有创造性的思维从事工作，进而从繁杂的生活中“抽身”，获得自我和谐的心灵。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转型的社会，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关系、诱惑和压力，具备一种在生活上的理性自觉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是至关重要的。 　由此可见，西方哲学思想教人丰富知识，而东方古代哲学思想则教人如何为人处世、修养身心。可见，中西方人生智慧有着天壤之别。从这个意义来说，西方关于人生智慧的学说，注重对理性、逻辑的观照，强调主客对立，向外求的理念。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对知识、真理的追求成其为最主要的目标。从知识论哲学出发，在学习新知识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首先会把旧知识“悬搁”起来，屏蔽先前的思维模式，然后我们才能用审慎、客观的态度对待新知识，不被那些广为流传、传统世俗的观念所迷惑，而直面问题本身，并以全新的思维全新的视角学习新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将新知识与旧知识相结合，超越所有先见的观念思想，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地发挥自己的水平。而东方则刚好相反，在具备理性思考的同时更注重对人本性的追溯，侧重对生命的观照、人生的感悟，强调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向内求的思想。从生命本体论出发，强调生命存在的意义，如何在学习的时候体现对人生的关注，并使之成其为核心。首先，要用“虚静”“忘外”的思想智慧来对待学习与生活、生命之间的关系，即从繁杂琐碎的现实中“抽身”，置身于“虚”的状态，做到暂时的忘记或置自身于事物之外，以便于能够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学习。在此基础上，将生命体验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达到和谐共生，超越现实，提升自己，艺术性地过自己的生活。林语堂一再强调：“行为尊老孔，思想崇老庄。”意指在做各种事情的时候都要尽心尽力，而思想上一定要有“虚静“”忘外”的超越境界。归结起来，无论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悬搁”，还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虚静”“忘外”，所体现的智慧都在于强调人生要以一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