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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可能颠覆你对生死的认知 清明时节，中国人以上坟扫墓为习俗，祭奠已故之人。 中国在历史传统上，对“生死”有着深刻的理解。然而如今，临终的人却很难高质量地“活着”。 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发布了《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临终的生活质量——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 文 | 拾遗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拾遗“（ID：shiyi201633），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 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 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 “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 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 “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 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 “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 “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 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呼吸机，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 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2 “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 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 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 “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 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 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所以，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肿瘤医生”，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的区别。” 3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穆尤睿发现，其实不只是查理，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 他们在人生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 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 当医生询问“是否采取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 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 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4 罗点点发起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有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谈起人生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要死得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十几个老人便发起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 随后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 “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让谁帮助我。” 这是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问答，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要不要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于是她携手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创办了中国首个提倡“尊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