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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两次转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内幕,把中华民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民族大冲突的历史时代。政治的动荡带来了文学的冲突与变革,它向文学提出了远非文学自身应该承受的历史重责。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文化功利性特质熏陶下的一代作家以身许国,以文学救国顿时成了他们的自觉要求。国土沦丧带来的民族危机感,激发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茅盾呼吁:在这有炮火,有血,有痛苦,有悲剧的大时代,作家要“站在各自的岗位”,“用血淋淋的奋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巴金表示:不仅要“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也许有一天我会用我的血来洗去这耻辱”。 　　作家个个壮怀激烈,保家卫国,一切为了抗战,抗战高于一切的政治思潮铺天盖地地席卷了全国各地。随着这种社会和时代的巨变,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也开始酝酿着新的变化,出现了文学思潮发展的新趋势。 　　一、第一次转变:“民族政治阐释”型现实主义文学的勃兴 　　战争改变着一切,它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搅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固有秩序。30年代后期,随着“全民族战争”的深入展开,民族解放事业的日益峻急,文学也日益趋向泛政治化,现实主义文学又有了较大的发展,且注入了新的内涵,占绝对支配地位,浪漫主义作为因素附丽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几乎没有发展空间。此时,全民族的共同立场是民族自救与自立,文艺界也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文学服务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几乎成为所有作家的共识,但它在激起作家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同时,也使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过度强化。抗战初期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一大批作家肩负民族解放的崇高使命活跃在抗战第一线,作家们重视文学创作的“宣传”职能以发挥其动员民众的作用等等,都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民族政治”对文学的介入,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因而促成了“民族政治阐释”型现实主义的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它既同文学与政治无关的观念不再关联,也与将政治纯作阶级取向的文学类型很不相同。 　　第一,抗战成为时代的主题。活跃在国统区、解放区的一大批“下乡”“入伍”的作家,他们原先的政治色彩和创作倾向都不甚相同,现在却都为完成同一政治任务而辛苦辗转,甚至为服从动员民众的需要,许多作家宁肯抛弃精致艺术的创作,去写一些一般老百姓易于理解的文学作品。老舍在抗战前期一度中止小说创作,写了不少相声、鼓词之类的通俗文艺,便是典型一例。在创作内容上,作家们一致拿起手中的笔来表达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呼声和对伟大祖国的歌颂这一时代共同主题。田间的长诗《给战斗者》叙述了中国人民因日本侵略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并以强烈的爱与仇进行歌唱:“亲爱的/人民!/抓住/本厂里/墙角里/泥沟里/我们的/武器,/挺起/我们/被火烤的,被暴风雨淋的,被鞭子抽打的胸脯,/斗争吧!/在斗争里,/胜利/或者死……”抗战初期,戏剧对抗战文学主题的表达与诗歌一样直接明确。罗荪、锡金创作的《台儿庄》和崔嵬等创作的《八百壮士》分别描写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和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浴血奋战。这些剧本在主题方面对抗战生活的反映,往往从剧名就可以感觉出来,如罗烽的《国旗飘扬》、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夏衍的《咱们要反攻》等剧目。而战时异常活跃的报告文学创作,无论是丘东平的《第七连》、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还是反映日军暴行、人民苦难的宋之的的《从仇恨生长出来的》、汝尚的《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等等,都以简洁灵活的特点表现着中国抗战文学的主题。 　　第二,原有阶级对立概念的消弭。抗战期间,作家面对的是“国难当头”,是“民族危亡”,因而国家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文学均以此作为表现重点,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政治的,均给予赞颂,反之则要受到谴责。这一点不单单体现在抗战主题的集中上,而且在对战争过程和军人进行描写时,侧重于表现中国军民的爱国情感和抗战热情,不再分哪一种政治派别。剧本《保卫卢沟桥》写的就是国民党正规军和敌人的拼死搏战。丘东平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许多颇具影响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主要表现的也是国民党军队下层军官及士兵的爱国热情与民族感情。如《第七连》写连长丘东俊的自述,说到他虽然有许多个人感情,但这种感情被另一种感情———民族感情———所制约,“我处处防备着感情的毒害”,所以怕见漂亮女人,也怕听音乐,但在战场上,“我必须亲眼看到一幅比一切鲜明的画景:我们中华民族的勇士,如何从毁坏不堪的壕沟里跃出,如何在阵地的前面去迎接敌人的鲜明的画景”。 　　第三,民族意识的高扬。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与个性解放紧密相连的,然而随着民族解放要求的不断张扬,这种个体意识在民族意识的挤压下逐渐萎缩了。抗日战争开始后,民族意识迅速高涨。作家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对于侵略者的憎恨,对于抗日军民英勇行为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