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传播主体文化自觉.docVIP

我国对外传播主体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京大学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的。所谓“文化自觉”，按照费孝通的原话主要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费孝通于20世纪末提出文化自觉，是针对中国文化面临后现代主义文化(时间)的颠覆和全球文化(空间)的冲击而提出的应对思想。 　　对外传播的核心是跨越文化障碍的跨文化传播，对外传播的关键是能够担当跨文化传播重任的传播主体，对外传播的根本是传播主体的文化自觉。本文尝试通过对“对外传播主体的文化自觉”这一维度的研究，回答当前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提出当前和未来对外传播工作的新战略。 　　 　　重视对外传播主体的文化自觉 　　 　　对外传播的首要和根本的挑战就在于跨越文化障碍、壁垒和隔阂，达到同步的、和谐的文化交往，而这一切又首先取决于跨文化传播的主体的文化意识和传播素质。 　　首先，对外传播作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之间展开的一种“对话”，其传播主体只有胸怀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信心和责任担当，以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以包容的心态和宽容的情怀进行跨文化传播，才能消除对外传播时的自卑心态或者自负心态。 　　其次，当前，国际传播和文化传播总体处于“西强我弱”的现实格局，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享有文化霸权，掌握着传播话语权，支配着国际传播的技术、渠道、内容、效果等。随着“普世价值”成为全球一元化标准、西方的“现代性”经验成为现代性的正统模式等现象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仿佛越来越成为全球效仿的摹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愈发期待对外传播主体的文化自觉。 　　最后，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个文化没有断流的国家，是唯一一个发展到现代社会的文明古国，有着厚重悠长的文化传统和积淀，它对全球和人类整个文明的发展举足轻重，其至今散发着的生命力仍在现代社会体现着独特的价值。因此，对外传播主体完全有理由有信心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 　　 　　对外传播现状令人担忧 　　 　　眼下，提升国家软实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致力跨文化传播等理论和实践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这是值得肯定和欣慰的。不过，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的种种努力更倾向于体制改革、产业发展、传播技术提升，基本上属于“技术”、“规模”、“产业”、“市场”等领域“做大做强”；大多数具体方案，主要从修辞策略和技术操作的角度，强调缩小话语方式、表现技巧、专业化运作等方面的差距，而忽略文化的内涵、精神的价值以及文化自觉的意识。具体说来，目前对外传播主体似有3个需要反思的倾向： 　　一是传播主体弱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而聚焦于中国的经济成就。传播主体对文化传播的漠视和无力，导致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的被建构。据调查，许多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多来自二手信息，对中国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政治和经济层面，而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等非常陌生。 　　二是轻视传播主体的文化素质，重视传播主体的语言能力。虽然有学者意识到传播主体是制约对外传播效果的根本，但对于何为人才的理解，一般是将对外传播的人才，主要定位为首先必须通晓英语，然后熟练新闻业务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就高校而言，在为数不多开设“国际传播”专业的院校中，也把学生的外语语言应用能力当作核心培养目标，而对文化通识教育和文化素养培育却往往不屑一顾。从实践层面看，从新华社的记者招聘、孔子学院教师的选拔等事情中，不难发现将英语等语言运用能力放在人才选拔的首位。 　　三是忽略传播主体的自觉心态，强化传播主体的附庸心态。当前，对外传播似乎陷入一个误区，认为对外传播首先就是要弄清楚对方有什么样的需求，能够接受怎样的话语方式，能够怎样与对方的文化价值观达到共通等。于是，以传播对象(外国受众)为中心，将迎合、顺从国外的受众作为传播的出发点，考量和选择相应的传播内容、传播手段和话语策略。殊不知传播主体的这种附庸心态所导致的后果是：传播主体的主体性缺失、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的主体间性对话缺位。 　　 　　对外传播主体的文化自觉：精神、认知、责任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问题，其中，精神文化的复兴是推动复兴的原动力。精神文化的复兴，离不开宏伟而艰巨的对外传播事业，对外传播主体可谓任重而道远。具体说来，对外传播主体的文化自觉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自觉认识。对外传播主体需对民族文化有全面深刻的认识，既认识文化的重要性，又能对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文化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进而立足时代和实践的新发展，以新的视角阐述中国文化在当代和未来“世界文化”中的活力和地位。当然，还要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阔的胸襟，对传播对象的文化抱有“同情和了解”，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