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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子张允和 　　周有光　口述　李怀宇　整理 　　1933年4月30日，是我和张允和结婚的日子，即使我已一百多岁了。每年的4月30日。我仍然会想起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 　　我的老伴张允和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孩――“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我就是那个幸福了一辈子的人，因为我娶了张允和。 　　 　　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 　　 　　那时，我们两家都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张允和父亲办的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他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很早我们就到他们家去玩了，所以他们家长很早就见过我，我不是特意去拜访的。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她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己决定，父母不管。”她父亲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这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办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也是自由主义，请来的老师只要教书好，政治背景不管。当时也不知道，共产党在苏州的第一个机构就在他们学校成立，他也不管。 　　每到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和他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经常从阊门到虎丘，有时步行，有时坐船，还骑车，骑驴，很好玩，又没有危险。就这样子一步一步，认识得深了。 　　我到上海读书，一段时间后，她也到了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了杭州，她也到了杭州。这样常在一起，我们的关系就慢慢地、自然地发展起来，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那时张允和还在上海，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我写了一封信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他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问她收到了没有。这是一封很普通的信，却是我写给她的第一封。虽然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我的第一封???，她还是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同样大年纪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说这个信很普通，你不复他反而不好。自此我们就开始通信。其实那封信是我有意写的，但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就是自然而然地写的。 　　后来张允和也到了杭州。杭州地方比较小，周围景致也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 　　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的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有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也一下子就讲出来，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张允和学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从小读古书，《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小时候古文比我读得多。她常常跟我讲读书的情况，她的读书时代比我晚一点，因此比我更自由。她读了许多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等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典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她对西洋音乐不像我这么有兴趣，我对中国音乐不像她那么有兴趣。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她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比较开明。 　　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了，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只请了上海青年会，花了很少的钱。 　　 　　她生产时我不在她身边 　　 　　她婚后主要是教书。但她写文章也很有才气，当年有报纸请她编副刊。她有一篇文章传播得比较广――《女人不是花》，因为那时女的_T作还是很少，机关里若有一个女职员就会被叫做“花瓶”，编副刊是她的副业，她把写文章当成一种兴趣， 　　1933年，我们一结婚。立刻就去了日本留学，因为我们都觉得时间是耽误不起的， 　　到日本刚一年，张允和就怀孕了，要回国生产。那时从日本到上海方便得不得了，坐一晚轮船就回来了。她回上海后，那里的亲戚朋友照顾她，我们是1933年4月30日结婚的，巧的是，我们的儿子是第二年4月30日出生的，刚刚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