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文化部长前后左右.docVIP

我当文化部长前后左右 　　提我当文化部长，惊了！ 　　 　　最早在一九八六年初，一次有外国记者参加的场合，一位美国记者问我：“你要担任文化部长吗？”我回答说：“It will beterri－ble！”（那就太可怕了！） 　　从一九八五年就传出了上边正在物色新的文化部长人选的消息。一会儿一个说法，一会儿说是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将去文化部，一会儿说是吉林省委书记高狄是人选，一会儿说是总政宣传部文化部长、作家徐怀中少将已成定局……对此，我未加注意。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带领一个庞大的作家访问团，去西柏林参加地平线艺术节。回京后不久，一个星期天得到通知，要去参加一位高级领导同志召集的会，参加此会的还有唐达成、徐惟诚、北京人艺的演员和院长于是之等。领导同志开宗明义，让我们提名新的文化部长人选。我们就胡乱提了一些，包括高占祥、徐惟诚、贺敬之、艾知生（时新任???播影视部长）、李彦（时为中宣部秘书长或副部长）。领导同志突然问：“你们几个人行吗？”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了，大家一听，个个做屁滚尿流状，尤其是于是之，拿出了老北京的特色，头摇得如同拨浪鼓，他像是在说“不行”，又像是在说“不灵”，总之，大家都笑了。 　　如此这般，说话到了一九八六年早春，一天下午，我正在其时包容了文化部、《红旗》杂志、文联与作协的沙滩大院的破旧礼堂看新片《美食家》。由于此片的原著是老友陆文夫，我便饶有兴味地观看着。一位同志摸着黑找到了我的身边，说是中组部负责同志找我。 　　 　　当文化部长的事就这样开始正式提出来。我大惊。我只希望我以一个文艺从业人员的身份去起一些桥梁的作用、进言的作用、提倡健康与理性的作用，缓和可能有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整肃的作用，却从来没有想自己去管，去决策，去负责，去拍板。对于作协，连党组书记我都谢绝了，岂可到货真价实的文化部？ 　　我连连活动起来，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辞谢。我说，我现在创作正在盛期，如果改为行政官员，我太痛苦了，我一辈子就是想写点东西，前边二十多年，由于政治处境太坏不能写作，后二十年，由于政治处境太好太受信任和器重，结果也是不能好好地写作，这可真是悲剧啊…… 　　我没有公开说出的是，什么，去当部长？岂不成了众矢之的？岂能不陷入凶险的所谓文坛的人际斗争，斗到势不两立，斗到上下皆烦，斗到捶胸顿足，斗到乌烟瘴气…… 　　我找了胡乔木，我找了胡启立，我通过张光年给乔石带了话，请不要考虑我。我大肆活动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相反――辞谢。 　　 　　妥协结果是只干三年 　　 　　一九八六年，我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上被有关领导问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们现在对我印象颇好，是因为我是一文学从业者，却能顾全大局，起些健康的作用。如果我去负责，去主管，去处理日常事务，我成为你们任命的部门领导，我的缺失定然逐渐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显，我的蹩脚定然日益狼狈，最后，连现在这点好印象也没有了，有什么好处呢? 　　胡乔木当场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见。说他与王确有交往，他认为王说的都是老实话。也许对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做了别样的解读，总之他帮我说了话后，一些其他同志任用我的决心反而更坚决了。于是其时协助负责人事组织方面工作的中央领导习仲勋同志找我谈了话，他讲得很确定，要求我服从，并且说，如果我仍然不接受，还有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要找我谈话。我谈了我的想法，仲勋同志说，你还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你可以多依靠身旁的副部长嘛，反过来，你担任部长也有有利于你的写作的条件嘛。他没有细说，似乎包含着组织班子写文章的含意，也许是我没有听明白，我想他指的不是写小说。当然，党的领导人高层干部不认为写作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革命的事党的事人民的事。 　　我妻子是不赞成我担任领导职务的，她喜欢更本真更自然的生活，她支持我多写东西。我的小女儿说：“爸爸哪像个文化部长啊……”她那时在上高中，对领导有一个她的直觉标准――模式，觉得我不对路。她甚至给部长起了一个代号，就是多咪，多咪，用简谱表示就是13，含意是只有一米三，当然是不长个儿的谐音即不（部）长。我的儿子则认为不妨考虑，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荣耀。 　　最后与仲勋同志谈话的结果是我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我有些难过。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看到作家叶楠，他见我就说：“把你牺牲了……”我知道他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喜之词，至少不全是本意，但我听了仍觉刺激和沮丧。 　　适逢“两会”，张贤亮、冯骥才、何士光等到我家来，还有香港《大公报》著名记者叶中敏，非问我有无此事与我的态度。我支支吾吾，结果张贤亮替我回答说，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决定。这些都刊登在香港报纸上了。 　　冯骥才则说，他与外国读者接触时强调的是，王蒙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我感谢他的说法。 　　一九八六年四月初，我开始以党组书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