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年交从墙头“冒出”作家曹冠龙.docVIP

我忘年交从墙头“冒出”作家曹冠龙 　　《上海文学》月刊1964年曾改名为《收获》，这是借用了早在1960年就停刊的老《收获》刊名。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收获》又停刊了。后来，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均随上海作家协会一起被“砸烂”，离开了巨鹿路675号，有的下厂、下乡、到中学任教，有的留在干校继续修补地球等待安排。 　　我是1972年从五七干校去华东师大“回炉”半年，加上个“工农兵学员”的头衔，分配到徐汇区一所小小的中学任教的。 　　“文革”结束了！1977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座谈会。会后，由钟望阳先生出来抓文学艺术组织工作的恢复和文学刊物的出版，《上海文学》也在积极筹备复刊。由于怕被说成是“黑线回潮”，不敢用原名，用了《上海文艺》的刊名，1979年1月才恢复《上海文学》原名。 　　1977年9月，我从中学调回了编辑部，直到1988年退休。 　　1977年，正是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期。“文革”前的作者队伍早已散失。复刊后，我们一面走访、联系老作家，向他们约稿，一面到高校中文系组织文学爱好者座谈，到工厂的工会联系发掘文学新人。这些工作确实有成效，我们很快有了一支很有实力的作者队伍，不少作者还通过稿件联系和我成了忘年交。 　　上海的曹冠龙成为我们的作者，却是非常奇特的。 　　记得那是1979年2月的一天，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位同学来谈稿子，闲聊中他告诉我，在复旦大学校门口的墙头上，贴了一组“教授三部曲”的文章，作者是上海汽车修理四厂的…… 　　编辑部的老王说，他也看到了这一组文章，这作者过去曾有诗歌寄给他，可没有用过。他和这位作者有联系。 　　其实在1979年岁末，上海市区街头就出现过一些“墙头文学”，我也曾到淮海路上去看过，但那时没看到写教授的文章。 　　实际上，复旦大学校门口墙上的这一组文章，作者在二月初已寄到编辑部，按日轮班审读自由来稿的资深编辑老李已读到了这一组作品。这是在总题为《三个教授》下的《猫》、《火》、《锁》三个短篇。作者是上海汽车修理四厂的曹冠龙。老李选了其中的《锁》送终审。由于复旦同学的介绍，引起编辑部特别的关注。 　　三月初，终审通过，老李作了精心整理加工后发排。拿到初校样后，老李写信通知作者曹冠龙来看校样。 　　3月14日下午四时前，作者曹冠龙到了编辑部。 　　这是位身材魁梧挺拔的青年人，他戴一副玳瑁框的近视镜，穿着整洁，举止儒雅。在他身上，既无受宠若惊的惶恐相，又无趾高气扬的狂态。 　　老李接待了他，拿出初校样，把自己对作品的看法和修改意见都对他说了，同时告诉他，这篇文章将在即将出版的四月号上刊出。表面上看，编辑与作者间很融洽。 　　由于我分工联系上海地区的作者，所以我在他们谈完以后，也走过去和曹冠龙交谈。我要了他的最方便的联系地址以便以后联系。他给了我他的单位电话。他说，校样想带回去再看看。他走了。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也就是3月15日星期四，这是我每周一天下生活的日子。傍晚，编辑部领导骑着自行车气冲冲地来到我家，他说今天曹冠龙到编辑部来大吵，曹冠龙的这篇小说影响了我们刊物的准时出版，要抽掉！…… 　　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但心里很不是滋味，好不容易发现一位上海的文学新人，稿子怎么又要抽掉呢？ 　　16日一早，我到编辑部才听说，曹冠龙15日自说自话地跑到印刷厂去改他的文章，编辑部抓发行的同志去盯印刷厂要准时开印，得知有人还在排版车间改版，根本不能上机。这一下，曹冠龙改稿影响刊物正常出版的事立即像颗炸弹在编辑部炸开了。编辑部立即去电叫停止改稿，抽掉此文，另补一篇相同字数的稿子。作者曹冠龙便来到编辑部大吵。 　　因当时我不在场，所以不知到底吵些什么。等曹冠龙来到编辑部，我首先向他了解头一天的情况。 　　他告诉我，14日他回家看了校样，对编辑所作的修改不完全同意，想恢复原文，所以15日一早他就赶到编辑部想和编辑提出他的意见，不想我们都不在。他想拉年轻的编辑一起去印刷厂改稿，遭到婉拒，他就急急忙忙自己去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不知道有哪些规矩……他说得非常坦率、诚恳，从他镜片后面清澈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他的真诚。一说到稿子内容，他还是坚持己见，拿出了头天晚上连夜写的一封信，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创作意图，以及为什么要恢复原文的理由。 　　说实话，我当时基本上是同意他的某些提法的。我最早在《收获》当编辑时，主编一直强调“文责自负”，强调要尊重作家的劳动，对新老作者一视同仁，编辑不妄改作者的作品，如对作品有意见，要提议作者自己改。这与《上海文学》的编辑思想有很大不同，我能理解他的心情。 　　我和老李很耐心地对他的文章再作分析，特别是最后的结尾，我提了点意见供他参考。他冷静了下来。我们还指出他自己去印刷厂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