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东京审判”.docVIP

我所亲历“东京审判” 　　整理者：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挑起战争的部分重要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得到应有的惩处，遭到了灭顶之灾。为了寻找那段历史记忆，近日，笔者采访了唯一健在、曾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的高文彬先生。高先生1922年12月出生在上海，1945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应聘赴日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处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中国检察处工作结束后，他于1948年8月回国。1952年蒙冤被送往江西劳改。1980年获得平反后，担任海运学院教授，现退休。退休后的高先生依然耕耘不辍，近年来担任了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东京审判》一书的首席学术顾问，致力于为后人留下更多不可磨灭的、有关东京审判的历史记忆。85岁的老先生精神塑砾，在上海虹口的寓所，谈起他亲身经历的那次审判，往事仍历历在目……在江湾机场乘坐盟军总部的飞机到达了日本东京。1946年9月份，翻译工作结束了，检察官助理裘韵恒回国了，向哲浚原来的秘书刘子健去美国留学了，因为我是学习法… 　　 我1945年7月份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第二年的4月份通过大学老师的推荐去参加(远东周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处)面试。当时的面试在锦江饭店，那时叫华懋公寓，向哲浚是考官，他曾在上海高等检察院担任首席检察官，他问了问我什么时候毕业的、家庭、学习情况，然后给了一段《申报》的新闻要我翻译，让我留下地址、电话，大概过了四、五天后，他打电话通知，邀请我参加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的翻译工作，我当然是非常的高兴。我们一共去了五个，除了我，还有周锡卿、张培基、郑鲁达、刘继盛。5月份，我们在江湾机场乘坐盟军总部的飞机到达了日本东京。 　　1946年9月份，翻译工作结束了，检察官助理裘劭恒回国了，向哲浚原来的秘书刘子健去美国留学了，因为我是学习法律的，所以翻译的任务完成后，就被向先生留下来担任他的秘书，参加了检察组的工作。其他的人后来都到中同(国民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去工作了。1948年8月份，直到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处的工作全部结束，我才和向先生一起回国。最后的审判，向哲浚又回到东京工作，我没有参加最后的法庭判决工作 　　 　　我所熟悉的中国同事 　　 　　远东嗣际军事法庭，英文是International Militarv Tribunal for the FarEast，设在东京谷山区的前陆军士官学校，二战的时候这里是陆军省的军部大厦，是军部和参谋本部组成的大本营的所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举行的审判后来就被称为东京审削法庭审判的对象是被列为甲级战犯的东条英机、小矶国昭、广田弘毅、东乡德茂、梅津美治郎擎二十六名战犯。总法官是澳大利亚人卫勃，法官团还有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共十一个国家组成。 　　当时的日本远东军事法庭采用(法律)的是英美法系。法官无权直接宣判被告是否有罪，在最终作出判决之前，所有的战犯被假设为jnnocent(无罪的意思)，然后由检察官举证，法官再根据证据定罪。东京审判的程序是由总检察长对日本侵略行径作总的陈述，包括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侵略南洋等罪行。总体陈述后，由各个国家的检察官分别提出检举，对战犯进行单独的问讯，再由律师为他们辩护。其中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检控是“重头戏”。东京审判的律师辩护程序没置与审判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不一样，纽伦堡不设律师。而在东京，非但有战犯自己聘请的日本律师为他们辩护，而且为每个日本人指定了一名美国律师(为其辩护)，总共有100多人。这些战犯大都出自资产雄厚的世家，给出庭律师的酬劳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律师都是竭尽全力地为战犯辩护的，相当难对付。整个举证程序结束，最后由合议庭的全体法官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最后的量刑。所以这一个过程相当的漫长，整个东京审判进行了4年。 　　在东京市判中，中国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担任法官的梅(汝?)先生、担任检察官的向(哲浚)先生、担任检察官首席顾问的倪(征噢)先生。我最早接触的是向(哲浚)先生。向先生是学者型的，做人本分，待人诚恳、随和，和国民党一般官僚完全不同。我到了那里(日本东京)，梅先生也接见了我们一次，问了问情况。他和我们几乎没有工作接触，梅先生当时是住在东京的帝国饭店，而我们刚住在六重峻的旅馆里。按远东军事法庭的规定，检察处方面和法官方面不能有密切的接触。我们只是在过年吃饭的时候见过面。担任顾问的倪先生是东吴大学法律系二三十年代的毕业生，也是个严谨的学者。 　　检察处的其他同事还有检察官顾问吴学义、鄂森、桂裕，检察官翻译朱庆儒，大家在一起工作得非常融洽。 　　 　　智斗“土老二”和“板完” 　　 　　在审判中，中国(国民政府)方面重点要检举的人一个是土肥原贤二，一个是坂垣征四郎，还有南京大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