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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军旅篮球运动 　　篮球运动，是我军普及的一个传统体育项目，我本人与这项运动也结下了特殊的缘分，很高兴把点滴记忆串起来奉献给大家。 　　 　　延安“军委球队” 　　 　　红军初到延安时，军委机关的篮球爱好者主要集中在二局和三局。我们军委二局举办日文短训班的时候，经常在课余时间打篮球。当时的设施非常简陋，平地上立两个木桩，钉两块门板，安上铁匠铺打的篮筐就可以开战，不过那时已经有充气的皮球，而不是在湘赣苏区时玩的那种用毛线缠棉花的“篮球”了。 　　 　　二局是支强队，初期的最佳阵容是：中锋刘少宏，他个子高，技术全面；前锋有李行律、张有年和我，李技术稳定，张基础好、动作漂亮，我投篮准、跑得快，经常成为对方的盯防重点；后卫是王精（王竞）和赵润溥，王个子不高、极灵活，赵稳当可靠。预备队员有身高马大的冯维精、肖全夫和敢拼敢抢的唐明等同志，稍晚加入的还有王同刚、何津、胡晓岚。 　　朱德总司令喜欢打篮球，在江西苏区时就经常和二局的同志一起玩，到延安后就更方便了。我是二方面军的，长征途中在甘孜才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当时他正好在球场上打球。总司令从不摆架子，与下属同喜同乐，有目共睹。朱老总习惯站着等人传球给他，在没人争抢的情况下，他从右侧上篮的进球率还很高呢！有一次，爱争抢的唐明不小心碰破了总司令的鼻子，还流了血，大家围上去问长问短，朱老总和蔼地说：“没关系，没事，继续玩。”我们都为朱德总司令这种寓伟大于平凡的风范所感染。 　　七七事变后，军委二局奉命组建八路军总司令部三分队，由邹毕兆和张有年带队奔赴抗日前线。行前，朱德总司令嘱咐把篮球和篮筐都带上。我觉得篮筐太重不好拿，朱老总说：没关系，驮在马上走。 　　队伍走到洛川，张学良部一个炮团提出和八路军前总赛一场篮球。朱德总司令把我拉到一边问：对方水平如何？你们有没有把握？我说，二局能打的只来了张有年、李行律和我三个，对方情况也不明，没有把握。总司令笑了笑：“看来不打为好。” 　　随前总驻五台山南茹村期间，我们在树林中辟出一个简易球场，每天晚饭??自己打着玩儿。见到有人打球，总司令手就痒痒，一有空就加入。大家都很乐意喂球给他，球投进了，总司令高兴，大家都高兴。任弼时政委也不时来凑热闹，而且专盯朱德总司令。两个人在球场上经常扭在一起，互不相让，司令说政委拉人犯规，政委说司令走步，球进了也不算数……场上场下，笑声阵阵。 　　在日寇大举进攻，友军常常不战而退的严峻形势下，两位令人尊敬的首长用自己的乐观和风趣，向同志们传递着一种沉着和镇定，鼓舞我们坚定信心，努力工作。 　　1938年初，八路军前总三分队撤回延安，篮球场上人最多的要属军委二局了，其次是军委三局。三局的篮球骨干是王诤局长、王子纲和申仲义，还有一位姓贾的机务员也打得很好。论实力，三局无法与二局抗衡，不过对外打比赛，两家联手组队，“军委球队”的名字就逐渐叫开了。刘少宏和我担任过球队的队长，二局的雷永通则经常叼个哨子，担任裁判。 　　一次，我们输给了师范学校，大家很不服气：堂堂的“军委球队”打不过一个师范学校，多没面子呀！于是，几个人商量去找爱打篮球的朱德总司令想办法。朱老总说：“不要紧，我给你们找个体育教员，练习一两个月，再和他们比赛，肯定可以赢。” 　　朱德总司令出面请抗大体育教员蔡德仁给我们当教练，还给球队置办了装备：一个新篮球，每人一双球鞋。从此，我们这些“野路子”的球员蹬上新球鞋，在蔡教员的指导下，利用早晚的工余时间进行训练，朱德总司令有时也参加。清晨练跑篮，队员们睡眼惺忪地集合好，朱德总司令已经在球场上等我们了。蔡德仁是北平毕业的大学生，参加过全国篮球赛，号称全国“五虎将”之一，论规则、基本功和战术，他自然比我们高明。像反弹传球、篮下勾手、五攻五守等，都是经他指点练出来的。我们原有的“绝招”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譬如，刘少宏弹跳好，争球往往占便宜，他说一个事先定好的暗号，我们就知道他要往哪里拨球，开场就先给对手一个下马威。我们练了个把月，球艺大有长进，很快就把师范学校打败了。 　　“军委球队”经常找一些机关、学校比赛，如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和新华社，结果是胜多负少，于是在延安闯出了名气。我记得与新华社球队打一场硬仗时，对方一位球技好的高大队员把我撞出了场外，摔得很痛。赛后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坦克车”。一直不晓其名，只知他是新华社电台的负责人。新华社的高继民也打得好，他原是二局的报务员。 　　赢球要庆祝，输球也得自我鼓劲，打完球我们经常搞“统一战线”。所谓“统一战线”，是下饭馆改善伙食的别称。当年的队员大多享受技术津贴，于是今天我请客，明天你做东。我这个队长更得带头，每月发的9元津贴几乎都如数交给了延安的小饭馆，连袜子破了都不知道去买。长征的幸存者到达延安后，生活上不分你我，也不知何为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