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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经济体制改革决策过程 　　第一份改革总体规划的产生 　　 　　1979年初，我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工作。当时，国家计委研究室一共有四个研究人员，两个人研究生产力，两个人研究生产关系，我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所谓研究生产关系，就是研究怎么扩大企业自主权。粉碎“四人帮”以后，搞拨乱反正。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交换，还是商品经济。胡乔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批评按长官意志，搞瞎指挥。因此，像国家计委这样的部门，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在国家计委工作，比较了解情况。我发现中央管的计划品种太多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全由国家管。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定。连企业盖个厕所都要国家批准。针对这种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之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为此，“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供销，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价值规律讨论会，我参加了会议，提交了这篇文章，既有一点理论，也有一些设想，影响很好。就是这篇文章，使我步入了经济改革战线。 　　1979年7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研究改革的总体设想。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任组长。起初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主要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我。我们就开始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蒋一苇，倡导企业本位论，主张以企业为本位，来构建整个体制框架；一个是杨培新，主张改革三大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组织专业公司，第三步要发挥银行的作用。此外，理论工作者刘国光主张“计划调节为主，引入市场机制”。 　　当时，对企业本位论这个说法很难接受。尽管我们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国家承担宏观管理职能，不可能完全按照企业的要求、企业的利益来调节。总的理论趋向是，指令性计划不可能取消，要以计划调节为主，但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这是一个核心观点。第二个核心观点是对企业的认识。企业是全民所有，就要计划调拨，为什么要引入市场机制，承认价值规律呢？为了改变企业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恢复了奖金制度，还要进一步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企业有利润了，就留出一块利润，建立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这样，企业就有了自身利益。在理论上概括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国家在管理企业时就要引入市场机制。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变化、生产结构不断调整，靠单一的国家计划，无法保障经济按比例发展和企业产供销的平衡。 　　我们写出初稿后，由张劲夫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并印发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这个设想的意义在于，结束了过去历次体制变动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的做法，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一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二是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以经济办法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三是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四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有利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出发，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五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照顾全局利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在稿子起草过程中，张劲夫没有传达上面的指示，其中柳随年起了很大作用，我主要做文字工作。张劲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讲着讲着就会激动起来，离开座位，摊开双手，兜一个圈子，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热情奔放，非常有感情色彩，也很平易近人。 　　我记得，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讨论这个稿子。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从晚上19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谈正题。我很着急，到20点45分，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我心想，这下完了！他都没看懂，怎么通得过啊！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柳随年及我们这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