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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抄本一个时代阅读记忆 　　多40岁以上的人都有这样的阅读记忆：躲藏在一个极隐秘的角落，偷偷地看着不知被传阅了多少回，已经破损不堪的一本书，神情紧张。这本书的形象往往是这样的：黯黄的封皮已残缺不全，几点污渍仿佛斑斑的锈迹。书页略有些卷曲，一些折了角，几张脱了线。这书不是印刷品，而是手抄本。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大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很快便占领了文化的阵地。一些先在城市流传，后又传人农村的手抄本，成了城乡青年争相阅读和传抄的对象。虽然，这些手抄本不能被公开，有的人还因为手抄本判了刑，坐了牢，但还是没有阻挡住人们??着危险去传抄，这说明，在缺少文化生活的年代里，面对荒芜的文化，人们尤其是青年们是多么渴求文化和精神生活。 　　“文化大革命”时期手抄本内容繁多，形形色色的手抄本有100多种，流传最广的有《第二次握手》、《绿色的尸体》、《梅花党》、《一只绣花鞋》、《余飞三下南京》(即《叶飞很三下南京》)等。这些被广为流传的手抄本如今大都已公开面世了。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之后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同名电影公开放映。80年代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雾都茫茫》，而该电影正是根据手抄本《一只绣花鞋》改编而成的，反映重庆解放前夕，我党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党潜伏特务作斗争的故事。2000年，署名张宝瑞著的《一只绣花鞋》也公开出版发行，还有《梅花党》也曾公开出版过。《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南京》等手抄本也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在出版社进行体制改革市场化之后，手抄本成为出版社喜欢的香饽饽。 　　张英回忆说，自己读初一的时候，曾加入了《第二次握手》的手抄行列。“当时不只是流通渠道的闭塞或是没有复印机的原因才手抄，而是抄的过程能注进一股感情，比如，在抄《第二次握手》的时候，我们能通过笔端注入对周总理的一片思念之情，这种感情现在是很难被理解的。手抄本其实就是一种感情的载体。” 　　而他第二次接触《第二次握手》的时候，已经是几年后他上大学以后的事了，那时候已经有印刷品出来了。“在文学还是荒漠的年代，能读到苏冠兰和丁洁琼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对情窦初开的我们的吸引力，就像现在的网络游戏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一样，魔法无边呵，我只用了一天多就看完了这部25万字的曾经的‘手抄本’。” 　　由张扬创作的小说《第二次握手》1979年终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累计发行量近430万册，它的出版唤起一代中国人对过去那段历史的复杂记忆与情感。 　　据媒体报道，在当年阅读过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读者中，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有医学界权威人士吴阶平教授，还有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2006年4月6日，到湖南不久的张春贤便委托他人问候张扬，他回顾当年作为知青阅读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情景，说“没有想到作者就在湖南，实属幸事”。 　　在所有当年流传的手抄本中，《第二次握手》最具有代表性，经历最曲折，曾给作者带来灭顶之灾。该书当时曾在社会上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中广为传抄，这个著作原名《归来》，北京的读者在传抄的时候，把它命名为《第二次握手》。 　　1963年2月，当时不满19岁的张扬写下短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当他发现自己的小说受到人们的喜爱，手稿往往流传出去无法收回，便一遍又一遍地写，由短篇渐成中篇。这部小说赞美知识分子，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歌颂周恩来总理，描绘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顽强保持着独立思考，在跟甚嚣尘上的极左势力对着干。“文化大革命”开场后，我仍在一遍又一遍地写《握手》，‘对着干’的色彩更加强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肃杀和文艺荒芜，也使人们更加欢迎《握手》所渲染的感情世界。”于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写成的1970年稿开始在全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后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 　　1974年10月12日，“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从“内参”上看到《握手》传抄的反映。他要了一本看，并于10月14日“指示”：《握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坏书”，“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1975年1月7日，张扬在他“插队落户”的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被捕，当天即解至省会长沙的省“革委会”公安局看守所。7天后的1月14日第一次提审结束时，预审员宣布罪状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句黑话是指作品对周总理的歌颂，说明他们对姚文元的旨意心领神会。罪恶如此严重，又“流毒全国”，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