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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子弟学校苍凉现实 　　为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子弟提供受教育的场所，找寻一条更适合中国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道路，是黄鹤的梦想。但现实情况是，不仅当年他一手创办的行知学校在历经波折后，最终因办学经费难以为继，交由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管理；现在他参与发起的基金会旗下的5所学校，亦陷入困顿。 　　 　　黄鹤这些年来的梦想及其所需面对的现实，正是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年来真实境况的鲜活写照。 　　 　　10年前，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创办人、中国十大人气校长之一黄鹤绝对不会想到，如今依然会因为“缺钱”而四处奔走以寻求帮助。唯一不同的是，10年前的奔走，是为了一所当年叫“棚鹏”现在叫“行知”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而现在，则是为了更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今年10月18日，黄鹤的妻子曹明秀在微博上倾诉，因要维持“日新汪唯基金”（以下简称“日新基金”）的正常运作，失去资助方的黄鹤去借了高利贷，“一年半了，自从我博士后出站，每天好几拨债主围追堵截，甚至半夜2点（的时候，惊动）110也来了，我带着孩子和老人，撑不住了。我不得不利用爸妈退休金帮他还了50多万，还有40多万债无法还清，不得不去借高利贷”。 　　 　　日新基金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道亨兴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发起，2010年5月在北京成立。一年内，日新基金用北京道亨兴业公司董事长汪唯最初投入的100万元，资助了北京雨竹、明欣、东方红、汇蕾和金榜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包括执行校长在内的126名教师。 　　 　　“黄老师是一个很仗义的人。”说起自己的丈夫黄鹤，曹明秀的脸上写满了自豪，尽管一直被追债，尽管受到了惊吓，但她并没有怨言。她觉得，这时，她应该支持丈夫。曹明秀说，微博求助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仅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民工子弟学校，“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希望。” 　　 　　“行知”往事 　　 　　2001年8月16日，在北京市丰台区花乡东南部的新发地批发市场附近，一所叫“棚鹏”的学校诞生了。至今，仍然有人能够描述当年的情景，“学校在一间旅馆里，五六间教室，桌椅、黑板，??应俱全。”一直在新发地做水果批发生意的李先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开课的时候只有几个孩子，“不少人去看热闹”，但大家对这个学校的前景并不看好。李先生至今记得黄鹤，“校长姓黄，说是个大学老师，斯斯文文的。” 　　 　　李先生说，很多人当时都不明白，为什么黄鹤会放着好好的大学老师不当，跑来办什么学校。“他们说我是骗子。”想起当年的事情，黄鹤笑道，“因为之前曾有人收了钱没办学，就跑了。” 　　 　　半个月后，黄鹤让所有的人看到了一所学校，“课桌、椅子是北京小学赞助的，他们还赞助1万元启动经费。”尽管大家都在感叹黄鹤的办事效率，但依然没有家长送孩子去上学。黄鹤找到一个安徽老乡，告诉他，如果让孩子去他那里上学，可以减免一部分学费。当时，这个老乡和他亲戚共有5个孩子，“免了三个孩子的学费，就为了他们来上课。”黄鹤说，当年的学费是，一个孩子一学期400元。两周内，前来上学的孩子增至150人。这让黄鹤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为了让学校能够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在教学空闲时间，黄鹤多次前往丰台区教委，希望能为学校办理“准生证”（办学许可证），“当时，他们明确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没有相应政策。” 　　 　　2001年8月29日，开课仅两周时间的棚鹏学校就被当地教委、政法委等5部门，以“办学场地不合格”为由查封。“当时来了100人左右，他们把孩子和老师赶出教室，就忙着把课桌和黑板往车上搬，”黄鹤说，拦都拦不住，“孩子和老师哭成一片。” 　　 　　多年以后，曾在“棚鹏”就读的小朱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那一幕。小朱是河南人，当时跟父母一同来北京，那年正好10岁，在棚鹏学校读二年级。“黄校长大喊着不让他们搬，但没人听，我们乱成一片，大家被吓坏了，好像世界末日一般。” 　　 　　“我们没有人身体上受伤，但心里难受极了。现在想想，为什么我们连上学的权利都要被剥夺？”小朱后来回到河南老家念完初中，然后回到北京，和他的父母一样，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涯。而当初在棚鹏学校的经历，注定将成为他一生中无法忘却的回忆。 　　 　　课桌和椅子没了，孩子们在教室里垫上纸皮，跪着上了两个星期的课。而黄鹤，则不断地与教委进行沟通，最后，凑了6万元钱，租下了一所乡村小学废弃的校舍。那时，他以为，校舍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安安心心办学了。 　　 　　但麻烦还是不期而至。2001年11月，学校再次被查封。这一次，不管是黄鹤，还是学生，大家都镇定了许多。小朱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哭的人少了，帮助黄校长抢桌椅的同学多了，“这样一来，难免发生冲突。” 　　 　　小朱回忆，当时黄校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