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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尘封记忆 　　坐落在天津市塘沽区的天津碱厂，全称为天津渤化永利碱业有限公司，其前身是解放前著名的“永久黄”企业集团。也许大家对“永久黄”并不熟悉，但是提起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这一串串掷地有声的名字，我们应该不会陌生。诞生于1914年的“永久黄”团体，虽然只是一个企业集团，但在近代中国，却如同军事工业之于安庆、钢铁工业之于汉阳、煤炭工业之于唐山、纺织工业之于南通一样，对天津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塘沽城区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与催化作用。 　　尘封探秘――“永久黄”团体档案 　　“永久黄”团体是中国兴办民族化学工业初期，天津的永利制碱公司、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所组成的化学工业团体。其赫赫扬扬，将近百载，被誉为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摇篮。结识“永久黄”团体，源于一次查档经历。笔者在一次阅卷中，发现了一封李淑一给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负责人的亲笔信。毛主席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我失骄杨君失柳”一句人人皆知，而李淑一作为久大股东却很少人知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笔者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开始查阅“永久黄”团体的档案。原来，久大精盐公司于1914年7月20日创建，其创始人范旭东当时采取股份制的方式，广泛吸收社会资金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运作，所以创建时它的注册名称为“久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于1914年9月22日在北洋政府盐务署注册备案。“久大”一经注册就得到当时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名流纷纷购买“久大”股票。在这些股东中，有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梁启超，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天津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清华大学校长周寄梅等。李淑一的母亲刘思亮就是在1921年10月25日购得了久大股票4股，后来转到了李淑一的名下。于是才有了这封书信。信中要求将全部股票和股息捐献给国家，充分体现了李淑一的爱国热情。 　　“永久黄”团体的档案内容丰富、种类多样，保存相对完整，包括文书档案、声像档案、各类图表、账册、地图、期刊、信件以及房地契等。这主要得益于其高层???理者高瞻远瞩的档案意识：从建厂伊始，“永久黄”团体就保留了大量的档案：无论是名人手迹、往来信函，还是各类报表、账册，以及各项实验数据、测绘图，无不悉心整理归档。但是，在战火弥漫，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永久黄”的部分档案资料遭受了严重损毁，实属可睹。“七七事变”以后，永利碱厂、硫酸钮厂相继被日军占领，永利同仁被迫西迁华西创业。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938年明，永利公司总管理处迁往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公司总管理处存港的各种文件、账册、包括公司新字第559号注册执照等档案资料未来得及抢出，均在香港遗失。解放以后，永利公司业务重心北移，将公司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往天津，上海总管理处原址改为公司总管理处上海分处。为配合公私合营，办理业务便利，1952年1月15日，永利公司总管理处迁至北京。在津业务改设天津办事处办理。至此，永利公司总管理处迁移过程方告结束。由于公司总管理处几经迁移，档案―直处于分散保管状态，丢失、损毁现象亦常有发生。尽管如此，在爱国之士的尽心维护下，部分珍贵档案仍然得以保全：塘沽沦陷后，日本军队把久大、永利厂包围。李烛尘按照范旭东的要求，指派员工将厂内留下的部分蓝图和资料集中在制碱炉内烧毁，部分图纸资料则秘密保存，以为到后方建设碱厂做技术准备。“数月以来，一部分留厂员工，处于积威之下，苦心撑持，得将重要图件悉数外移，未以赍敌，最后宁含泪离厂，不辱国权，其精神诚有足多者。”永利碱厂绘图室员工在李祉川带领下，经三四个月艰苦工作，把永利碱厂图纸、资料整理完毕。随后，他们又以复查测绘为名，多次冒险回碱厂核对实物尺寸、结构及设备布置，克服重重困难，一面细心测绘，一面将关键仪表、设备拆毁丢弃，不愿留给敌人。后李祉川率领职员8人携带图纸资料分批乘船南下，由天津乘船转香港抵达汉口，保留了珍贵的技术资料，为在大后方重建盐厂、碱厂保存了的重要财富。这次转移的不是一般的财产，而是一卷卷珍贵的档案，它也标志着中国工业遗产的一次迁移。 　　提到“永久黄”团体的档案，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及，那就是永利碱厂的“大管家”――余啸秋。余啸秋是永利事业的重要人物，他是范旭东的得力助手，曾经主管永利公司的财务、经营和外交，称他是范旭东和永利的“大管家”，毫不为过。余啸秋于1923年初参加永利公司，始终伴于范旭东左右。无论是公司初创时期资金筹措工作的各种文件，还是严格科学的财会制度，均出自他的手笔。1949年上海解放，余啸秋亲历目睹了解放前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深感到人民政府对民族工业的扶植与重视，积极参与了公私合营的商谈等工作，经多方努力，永利公司终于在1952年成为中国首批公私合营企业中的一员。合营后，余啸秋任公私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