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战地文化服务处”.docVIP

抗战时期“战地文化服务处” 　　郭沫若对陈诚说：“前线抗战也需要一种精神食粮” 　　 　　1938年4月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是国共统一战线的产物，它的主要职责是进行抗战的动员和宣传。当时的三厅，事实上也是中共发出抗战声音的一个重要阵地。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出任三厅厅长，都是为了开辟、坚守和扩大这一阵地，从而为抗战呐喊，为中华民族呐喊。而要扩大这一阵地，就须敢于争取、利用“规则”而大胆“出牌”。当时国民党当局虽然也需要抗战的宣传，但控制很严，框限很多。郭沫若在主政三厅的过程中对此常有感触，他意识到必须有所突破才能有所作为。 　　这天，郭沫若找到陈诚，向他提出一个建议。他称：“前线最迫切需要的是两样东西，一样是伤病缺乏医药；另一样是精神缺乏食粮。前一样我们让全国慰劳总会经办了,后一样我们得另想办法。不仅一般的书报，即狭义的所谓精神食粮不能到达前方，就是一般的宣传品也大成问题。”陈诚闻之不解郭沫若之意，便问：“不知沫若兄有何想法？” 　　郭沫若说：“我考虑成立一个‘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经办整个宣传品和一切精神食粮向前线运送事宜。此项工作迫在眉睫，必须立即定夺，以慰前线将士之精神需求。” 　　陈诚觉得言之有理，而此事确在三厅工作范围之内，便点头应允说：“这是好事啊，确实要有人具体来办。但不知沫若兄以何人来主持此项事宜？” 　　郭沫若知道陈诚很敏感这一处长人选，目的是想有所控制。所以他之前早已考虑好，面对陈诚提问便脱口而出三个字：“何公敢。” 　　何公敢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曾参加辛亥革命，任过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因同陈铭枢关系十分融洽而参加“闽变”并出任闽海省长，“闽变”失败后流亡日本。他是一个开明的国民党员，与郭沫若以及三厅副厅长范扬同为日本帝大同学，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知名度。政治部成立时，他又是部聘设计委员。郭沫若对何公敢评价较高，说他“有事务才干，三厅的几次预算都是他领导编成的。他在商务印书馆担任过发行的工作，是国民党所能放心的人。请他来主持战地文化服务处，那是不会有问题的”。 　　确实如郭沫若所料，陈诚对何公敢出任处长倒没有什么异议。于是，战地文化服务处很快便批准成立，名义上由各相关单位合办，事实上属于三厅。根据郭沫若的意见，三厅派了很多人参加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工作，其中有卢广声、宗君仁、管长原等，还有不少外来投效的青年。虽然待遇菲薄，但大家均甘之如饴。这成为当时的一种境界，正如郭沫若所说：“大凡由各地来的流亡青年，都踊跃参加救亡工作，而以待遇菲薄为荣。愈菲薄才愈荣耀。” 　　战地文化服务处在汉口设有总站，在长沙、宜昌、上饶、西安、桂林等地设有分站，每个分站在全省许多县城里又成立了二级“战地文化服务站”。这些“站”星罗棋布，形成了一个战时宣传品发行网。通过这个渠道，三厅把各处编写的宣传品输送到前线，输送到国民党军队，同时散发到广大中小县城。这些宣传品有单张的，也有64开、薄薄几页的小册子。这种薄册子比起书来更受士兵们的欢迎，更便于散发和传播。其内容是宣传抗战，形式则多种多样、通俗易懂、短小精干，不仅有短文、报道、诗歌、故事，而且还有连环画、歌曲、短剧和各种曲艺等。因为宣传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所以有些小册子的封面上印有蒋介石的头像，也印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字样。这样不仅保证了发行渠道的畅通，也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题。 　　 　　“三厅走私”与“替中共运输”的谣诼 　　 　　三厅编写的抗战宣传品数量很大。据阳翰笙回忆：“记得有一次晋察冀边区来的一位同志向我索取这些宣传品，我一次给他的就有200多种。那时纸张困难，每种宣传品印的数量不多，最多印几万份，但是散发下去，流传很广。”“流传很广”自然起到了宣传作用，但情势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国民党上层有一批不主张全民抗战的顽固派，他们对三厅的抗战宣传内容起初并不在意，后来发现其中内容体现的是发动全国军民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便视之为一股“有危险的潜流”。于是在一些顽固派的授意下，有的战区就下令不准他们的军队接受这些宣传品，也不准许地方邮局受理邮寄。但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些进步官兵与当地“战地文化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已经熟络了，他们自己跑到服务站索要宣传读物。这也充分说明了三厅的这些宣传读物已成为前线官兵的一种精神寄托。在裸露的土堆壕沟里，在硝烟弥散的间隙，一些简单的阅读对前线士兵们来说是多么惬意的一种精神享受。 　　战地文化服务处与全国慰劳总会的工作有着密切的配合。当时慰劳总会的卡车载着宣传品送往前线，返回时便将各地可作慰劳用的物资采购回来，同时也替别的部门代运必要的物品。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运输链，但突然谣诼四起，流言甚嚣，“三厅走私”的谣言不胫而走，令人目瞪口呆。尽管善良的人们并不相信，但这种抹黑战术还是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