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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诗歌民族解放战争中时代精灵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战争，如果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历时15年；如果从卢沟桥事变算起，历时8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中国人不论将士还是百姓，无不同仇敌忾，前仆后继，共赴国难，同骄横残暴的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当时，许多作家高呼“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纷纷走向抗日前线，汇入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催生了当时中国最激动人心、最为作家和读者所关注的抗战文学。由于战争，这一时期的长篇作品数量锐减，代之而起的是能够迅速反映抗战现实，容易发挥宣传轰动效果，为大众乐于接受的大量小型抗日作品。诗歌，以其短小精悍、富于感染力、战斗力强等特点，很快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体裁。 　　诞生于抗战中的诗歌，不仅以其丰厚的历史内涵和崇高的爱国主题，毫无愧色地奠定了自己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而且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乃至抗战胜利后的半个多 世纪中，一直是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有力精神武器，是向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不甘于民族文化与国土的沦亡，疾呼守土有责，捍卫自己世代繁衍的家园，是抗战时期诗歌创作最普遍的主题 　　 　　“九一八”事变后，《松花江上》首先唱响了抗战诗歌的主旋律，接着《义勇军进行曲》应运而生。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高度概括了当时血与火的斗争现实，在敌人用刺刀顶住我们中华民族胸口的时候，发出了战斗的吼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悲壮的吼声，发自中华民族心底；这吼声，像狂飚一般，在全国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战斗意志，鼓舞人民“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抗战爆发后，诗歌创作进入高峰期，保家卫国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题。无数诗人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发表了许多激励抗日救亡的诗篇。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的田间，写于1937年底的长诗《给战斗者》，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首。 　　在这首气势宏大、情感亢奋、形式自由奔放的诗作中，诗人用炽热的语言直抒胸臆，把悲愤的目光投向饱受日寇蹂躏的祖国大地，用简短、遒劲的诗行，有力地表现出反抗的风暴怎样从血泊中卷起。为了从祖国的土地上赶走侵略者，诗人发出急促而粗犷的战斗呐喊，号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自己底血管”，“拔出敌人底刀刃”，到保卫祖国的神圣的战场上去：“在斗争里/胜利/或者死”，因为“战士的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要温暖/要明亮！”全诗所抒发的感情既沉痛悲愤，又激昂狂暴，充满了从民族灾难中升华出来的强烈斗争欲和复仇欲。闻一多先生由衷称颂：这是一种“鼓”的情绪，它“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力与活力，在这大地上”。 　　这种激励斗志、战斗号角式的诗歌，在抗战时期相当普遍，汇成了抗战诗歌的主流声音。 　　 　　正是由于英雄主义本身焕发出耀目的光彩，使得抗战文学中许多反映这一英雄主义的作品同样光耀千秋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凡是民族面临危亡之际，也往往是爱国英雄主义最为昂扬的时代。英雄们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和事迹，吸引诗人去加以描写和表现，以发挥更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战争一爆发，诗人艾青就“拂去往日的忧郁”，迎着“明朗的天空”，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他满怀热情地寻求着光明，“从中国的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又从南部到西北部”，终于找到了光明所在――延安，投进了沸腾着的生活的激流，以《向太阳》、《北方》、《他死在第二次》、《火把》、《反法西斯》等诗集，以火热的情感与精炼的诗句凝成了烽火岁月的时代精神。这是作者本人，也是我国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最丰硕的收获。在长诗《他死在第二次》里，作者描述了一个“把自己的血/流洒在我们所守卫的地方”的英雄士兵。他在第一次受伤痊愈之后，义无反顾重又走上战场，他“要从敌人的手里夺回祖国的命运”，他“朝向炮火最浓密的地方/朝向喷射着子弹的堑壕”，勇敢挺进，于是“在燃烧着的子弹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呵――穿过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倒下了/他所躺的是祖国的土地”。长诗歌颂了这位兵士的革命责任感和英雄主义，他的激情来自民族的觉醒和解放，他的无畏联系着祖国的生机和希望，一草一木都鼓舞着他再去为之而战斗，而牺牲。 　　田汉创作的《义勇军》曾经传诵一时：“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中国的高粱/正在血里生长/在大风沙里/一个义勇军/骑马走过他的家乡/他回来了/敌人的头/挂在铁枪上”。不多的诗行，勾画出一幅色彩丰富、意境深远的画面，使人仿佛可以看到战士枪刺下闪亮的寒光。他用形象启示人们：“正在血里生长着”的，不仅是长白山下的高粱，而且有全中国人民心底的仇恨。这个骑着战马、挂着敌头，胜利归来的义勇军，既是现实战斗中的英雄形象，又是人民内心希望的象征，给了读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