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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策西方镜鉴 　　中国与西方国家政府的决策机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通过对整个决策过程的考察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从英美等西方国家政府决策的各个环节中，解析出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做法，以进一步提高我国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水平。 　　 　　一、民意或利益诉求的输入 　　 　　政府的决策就是要为社会做“权威的价值分配”或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其“价值分配”或提供的公共产品必须满足或适合公众的需求。这就要求政府的决策必须事先充分地了解民意或征得民意。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公民觉悟的不断提升等原因，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也在不断地提高，所以，一个好的、科学的政府决策，必定要有广泛的民意或利益诉求输入。这一环节对政府是否能做出科学决策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是政府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前提。中国政府在征询民意或开放民众利益诉求渠道方面，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众所周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民意或利益诉求的输入机制是较为发达完善的：一是各级政府内部都设置有专门的信息采集机构，专门负责为政府决策提供各种相关的决策信息和数据，使其决策能建立在较为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二是各级政府内部还设置有为决策服务的智囊或顾问机构，而且这些机构的组成人员有些是直接由社会民众而非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充任的，如美国联邦政府的内阁部和独立机构，设有许多顾问委员会，由各方面的民间人士组成。其中大部分来自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且主要来自力量大的集团。政府设立这种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吸收有代表性和专业特长的公民参加政府工作，协调不同利益和主张的矛盾；三是在政府外部的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民间机构，而且由于这些机构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较高的独立性，其意见和建议还往往为政府所偏重和看好，如美国的兰德公司；四是社会上还广泛存在着专门为沟通政府与民众、传递民意或民众利益诉求而充当中介和桥梁作用的各种利益集团或社会团体。 　　上述英美等西方民主国家的这些民意或民众利益诉求途径，在中国都是较为缺乏的，或者???使是有，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摆设，发挥的实际功效并不很大。如中国也存在着一些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智囊机构，但这些机构却多为政府所严格掌控，其作用仅仅是为政府的决策进行合法性论证或辩解，而不是真正地为政府决策提供其独立的独到见解和意见。因此，要想使中国政府的决策更趋科学化，首先应该在政府决策的输入阶段对西方国家的输入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挖掘其合理因素，进而大胆地学习和借鉴。 　　 　　二、利益的整合 　　 　　民意和民众的利益诉求输入政治系统后，还要经过整合，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由于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或意愿都是有限的，所以，不是所有的利益诉求都能被提上决策议程，只有那些能够引起决策者重视或关注的利益诉求，经过整合后才能进入决策议程。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利益的整合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群体或党派在政治舞台上进行充分博弈而决定的，而在中国政府的实际决策过程中，利益的整合往往只是由党组织根据现实而代为整合的。这种利益整合方式，一方面因其自身眼界视域和思维模式等局限难免会出现偏差；另一方面因利益整合过程中利益主体自身或其认可的代理人（代表），被无形地剥夺了亲自参与博弈的过程，利益整合的结果也难以让人信服或缺乏合法性依据。从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降低了民众的政治效能感，使民众对政治产生冷漠，失去参政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对后期的政策施行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因此，在利益整合的阶段，我们也应该积极向西方国家借鉴一些有益的做法，以提高利益整合结果的合法性，提高民众参政的积极性及推行政策顺利实施的主动性。 　　 　　三、决策的制定 　　 　　在正式的决策环节，中国民众往往就很少再有机会参与其中、表达意见了，而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则不然。如在美国，《政府公开法》规定，“除了涉及人员配置、国防外交、商贸秘密等资讯外，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举行，公众可以旁听”。在各级议会讨论、辩论决策提案期间，很多场合由媒体直播或报道。有关民众还可能被召唤到现场辩论，也可自愿列席旁听。议会表决情况(包括每位议员投什么票)，以及行政首长是否签署，公众都可以了解到。如果政府决策被诉诸法庭，媒体也会报道，公众也可以到法庭了解。 　　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中国与英美等西方国家还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差异，中国各级党政决策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对于一项决策，通常只有一个方案，决策过程也只是对一个方案进行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并不允许多个不同的甚至互相冲突的方案同时存在，同时开展研究，进行修改，最后由决策者择一而行或综合多个方案为一个方案。这种根据领导者的意志设计一个方案，再对它不断修改论证的决策模式，限制了决策者的视野和选择范围，影响了对决策问题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也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