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长“红运”“黑运”.docVIP

文化部长“红运”“黑运” 　　他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却攻下了大学中文、俄语、日语几个专业，并且做了北大、人大、上海交大等中国知名学府的客座教授；他曾是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童工，却一步步地当上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等职。他涉猎广泛，从文艺理论到绘画、摄影、书法、舞蹈，样样精通，迄今著书60余部。他为官政绩卓著，上个世纪80年代搞得红红火火的“五讲四美”和文艺界的“万里采风”、“德艺双馨”等等活动均出自他的大手笔。他于高官、专家、学者于一身，他于常人、名人、奇人于一身。他是谁，何以将人生演绎得如此丰富多彩？ 　　走近高占祥，全国政协常委、现中华名人协会会长，听其讲述： 　　“人这一生，既走黑运，又走红运。忽而路边草，忽而座上客，难以琢磨。”我最近写了一本书，暂定名《红运黑运》……”我和高占祥老师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高占祥虽官至部长级，却没有一点架子。他从不精雕细刻自己的谈话，相反一套套的顺口溜、打油诗，俏皮诙谐地将其数十年浸着汗与泪与血的风雨坎坷生动道来。看似轻松，却如玉般朴实细细闪着哲理的光泽，那是他从官从政从学50余年的精华。谈到精彩处，高占祥笑得聪明与狡黠，像个孩子般。与高占祥交谈不用顾忌哪句话说得是否得体，他如同邻家哥哥一般亲切，我一叫他“老师”，他总是谦虚地摆摆手说：“你不要叫我老师，叫我大哥或直呼其名都好，咱们共同探讨。”于是我得以走进高占祥，从而了解中国文坛“高人”的心路历程。 　　 　　亲历文艺苦与痛首倡改革率为先 　　 　　记者：在中国文联，您可以称之饱经风霜的“老人”，亲历了新中国文艺发展55年的曲曲折折。对于这段历史，您是如何看待？ 　　高：我在9岁时写下第一首歌谣《童工谣》，到今年已经出版诗集、散文集、杂文集、摄影集等60多部书。这些书，不仅记录了我各个时期的文艺观点，同时也真实记录了文艺发展的风风雨雨。应该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革命文艺开始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文艺蓬勃发展。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涌现出像《红日》、《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一批有影响的小说，新中国文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文革”期间，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大批判开路，叫“锄草锄草锄毒草，百花凋零秋风扫”，然后是“八个样板来回倒”，使“双百方针”成为一句空的口号，一大批好的作品被打成了“毒草”，新中国文艺发展从此受到束缚。 　　对此，我的感受非常深刻。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创作了一首歌曲，叫《永远站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前线》。歌词是这样：祖国江山春色满园，美好的前程光辉灿烂，用我们勤劳的双手搬掉一穷二白的大山，迎着困难走，穿越万重山。工人阶级，狂风暴雨无阻拦，向前，向前，永远站在祖国建设最前线。”这首歌原本是歌颂中国人民在三年困难时期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没曾想“文革”期间竟被说成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祖国江山春色满园，美好前程光辉灿烂”，你只见红旗飘，不见敌人霍霍在磨刀！为此，这首歌被打成了“大毒草”，我也受到了批判。时间一晃儿，在纪念国歌60周年所举办的音乐会上，这首歌作为入选歌曲再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当时我心中感慨万千，这就是“一首歌曲两重天”，甚至于“三重天”。先是捧上去再被打下来而后再拨乱反正，前后历时30年。 　　“文革”之后，新中国文艺仍长时间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1986年，中国文联在厦门召开会议，研讨如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次会上，我提出四个新观念，即树立文化开放观念、文化市场观念、文化经营观念和文化竞争观念。当时没人敢提“文化市场”，似乎谁提“文化市场”就沾了“资本主义”的边。而我不仅提了，还着重强调“文化市场观念必将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全局性的观念”，做到“抬头向前看――注重社会效益，低头向钱看――注重经济效益，要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做到名利双丰收。”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轰动。回来后，领导马上找我谈话，说现在谁都不提文化市场，你干什么去讲啊。我说不是学术研讨会吗？并理直气壮地说，过去的文化受“武化”的影响比较大，人们习惯于用“文化战略”、“文化战线”、“文化阵线”、“文化战士”、“文艺哨兵”等概念，对提高当时文化工作的地位、发挥其作用产生了积极影响，现在时代发展了，为什么不能用一些如“文化政策”、“文化市场”、“文化经营”、“文化资源”、“文化管理”等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名词呢？ 　　不仅如此，我又接二连三地提出了如“浇花论”（即文艺要以浇花为主，不能以批判为主，不能以锄草为主），“微调论”（即文艺管理不能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忽放忽收，猛调不行，微调最灵），还有“微风论”（即文艺不能搞狂风暴雨式的运动，要微风，要和风细雨，不能狂风暴雨）等等。 　　记者：您的观点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