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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长城市群“两型社会”中的增长使命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会不会“牺牲”经济增长速度?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在“两型社会”这块试验田里摸索。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之路，是人类在20世纪艰辛探索的世纪觉醒。只是这条探索之路，对人类来说，时间似乎太过漫长，代价也过于高昂。 　　“先发展后治理，先粗放后集约”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被后发国家和地区视为必经的沟渠。虽然已故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针对所谓“后发优势”的理论，提出警惕“后发劣势”，提出不要过于专注引进技术、资本等外生要素，而忽视制度、政策、环境等内生因素。但在经济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謦?中，这点声音迅即消弭于无形。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就增长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思考和研究显然不够。吴敬琏教授也坦承，开始意识到增长模式问题重要性的时间并不久远，只是始自2000年末的北京中关村发展问题的讨论。更多的时候，我们总是亦步亦趋。从建国开始长时期的高集中、高计划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到改革开放后依靠大规模引进外资和资源、土地、劳动力高投入的高速发展，再到前段时间甚嚣尘上的“霍夫曼型重化工业”热之争，千头万绪难有头绪，不知不觉陷入了一种“成长的烦恼”。 　　的确，我们已经享受到工业化的繁荣，但很快也品尝到工业高增长的苦果。近年，民工荒、油荒、煤荒、电荒接踵而至，太湖、滇池蓝藻连迭爆发，似乎突然之间，这些原本停留在想像层面的场景已经变成身边的现实。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目前单位产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排污量是世界排污水平的十几倍。 　　以徐冠华、路甬样为顾问的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在通过数据分析中国的资源、能源、环境危机之后这样说：和平年代最重视经济发展，其次是社会问题，再次是环境生态。但它们产生的实质影响正相反。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加以化解；社会危机需付出巨大政治成本才能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发生，将变成难以逆转的民族灾难?? 　　 　　刚刚过去的2007年岁末，沸沸扬扬的“新特区”之争尘埃落定，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发改委承诺近期内不再审批新特区。在上述背景下，“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蕴含的深意，不难解读。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期待 　　 　　武汉城市圈有东湖、梁子湖、洪湖及大别山地区两大生态板块，长株潭城市群有环洞庭湖地区和湘西地区两大生态板块，并且两地共有中国最大内河和最重要的水上运输线长江900公里的防洪堤。 　　从更广阔的区域看，两省生态环境相对保持良好，空气和水质量居全国前列。譬如，湖南常年淡水保有量达到i000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稳定在55％的基础上。从工业基础和产业规模看，两地在中部地区虽较为突出，但在全国仍居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位，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但略高于其它中西部地区，总体而言，工业化处于初、中级阶段。把这两个区域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示范基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体现了中央的用心和期待。 　　但是，对于武长地区而言，经济发展仍是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在这个起点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会不会“牺牲”经济增长速度?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在“两型社会”这块试验田里摸索。 　　譬如，两地的产业结构偏重，重化工业是支柱产业。例如湖南全省规模工业中“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型企业占60％，十大优势产业中有4个属于高耗能行业，100强企业中60％分布在重化工领域。而湖北，预计到2010年销售收入过千亿元的六大产业中，有3个是重化工业，其中汽车、石化工业销售收入目前已过千亿元，钢铁今年将突破千亿大关。 　　很显然，湘鄂两省的工业躯体过于笨重。在国家抑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形势下，这些依靠成本、资源优势建立起来的行业优势正在丧失。如何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资源综合利用步伐，提升改造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对武汉和长株潭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此外，武汉和长株潭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和省城经济中心，环境污染的问题同样突出。对长株潭而言，株洲的清水塘、湘潭的竹埠港、长沙的坪塘等重金属污染区域，已经成为湖南的湘江打造“莱茵河”的最大障碍。尤其是株洲清水塘工业区，聚集了上百家冶金、化工、建材、电力等高能耗物耗、高污染企业，株洲也因此一度戴上了“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的黑帽子。 　　2007年，就在太湖蓝藻肆虐之际，洞庭湖的老鼠也大肆出动，演变成触目惊心的“洞庭鼠患”，敲响了生态环境的警钟。而作为新中国第四大